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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移動獲得VoIP LTE牌照，移動通信領域現存的最后一個不對稱管制轟然倒塌，其影響不可不謂深遠。重大影響有兩點：一、對中國聯通市場發展帶來不利影響：中國聯通不僅被撤掉了最后一塊屏障（VoIP相對TDD網絡的制式優勢），在鄉鎮農村還將面臨移動、電信兩張低頻VoIP網絡的夾擊，未來兩年市場發展將頗為困難；二、中移動在5G大概率遭遇不對稱管制，將獲得4.9G頻譜：通信市場是一個極為特殊的市場，具有極強的馬太效應，為避免壟斷，不對稱管制無法缺位，在制式不對稱管制被推倒后，中移動大概率遭遇頻譜不對稱管制，即在5G時代或將被分配4.9GHz，這將使中移動建站數量相對3.5GHz至少翻倍，資本總開支增加4000億~5000億，大幅超資本市場預期。
父母之命，無法缺位的不對稱管制
電信運營市場是一個非常特殊的市場。首先，通信網絡具有非常強的規模效應，其固定成本高，變動成本低，擴容成本遠小于覆蓋，這個特點導致新發展一個用戶，網絡邊際成本極低。因此，用戶多的運營商，其單用戶通信服務成本要遠低于用戶少的運營商，呈現在財務報表上，就是中移動每用戶的折舊攤銷遠低于聯通。其次，通信網絡也具有明顯的網絡效應，比如IDC和寬帶用戶之間，就有明顯的雙邊效應，即用戶越多，OTT廠家就越愿意在你網絡里進行服務器托管，托管的服務器越多，用戶體驗越佳，就會吸引更多用戶入網。
基于以上兩個特點，這明顯是一個強者恒強的市場，在參與者實力懸殊的情況下，如果沒有不對稱管制，市場的天枰將不可避免倒向一側。縱觀全球發達國家對于電信業的監管，不對稱管制也是始終存在的。
以美國為例，從1934年到1996年，美國政府和FCC一直對主導運營商ATT進行不對稱管制，在不同的時間段對ATT相繼分別采取了不同的管制，比如限制經營語音和數據混合業務、資費管制、長途接續費限價、開放網間漫游等多種手段，從而直接或間接給了Verizon、Sprint等運營商生存空間。
韓國的情況和美國有些類似，在1999年12月，SK電訊宣布收購排行第三的新世紀通信，預計合并后市場份額將達56.9%。韓國政府認為，公司做大可以促進韓國信息產業的發展，提高國際競爭能力，因此批準了合并申請。但為了防止移動通信市場出現新的壟斷，損害消費者的權益，政府附加了合并條件，最主要的一條就是要求SK、新世紀兩公司的合計市場占有率到2001年6月底要降到50%以下，否則每天罰款10億韓元(約80萬美元)；此后，韓國政府又通過單向號碼攜帶等政策限制SK的市場份額超過50%，以保持市場結構的相對均衡。
媒妁之言，監管之下的博弈
在中國的通信市場上，其實也是長期存在不對稱管制的。
最早的管制方式是資費管制，即允許中國聯通的資費定價可以比中國移動低10%，但是，這種政策紅利很快暴露了它的短板，即監管部門缺乏有效的管理手段。中國運營商市場化程度很高，不像有些國家資費套餐都需要政府審批，三大運營商的套餐SKU足有幾十萬種，而且無法一一對應，在這種情況下，指望監管部門能夠有效進行資費管制，從而確保中國聯通的資費能夠比中國移動低10%顯然難度極大。
資費管制很快名存實亡，自此以后，中國移動通信市場上主要是通過制式的分配來進行不對稱管制的，標志性事件就是3G牌照和4G牌照的發放。2009年1月7日，工信部給中國移動分配了VoIP牌照，給中國聯通分配了WCDMA牌照，給中國電信分配了CDMA2000牌照。WCDMA相對VoIP其技術優勢是明顯的，2010年-2013年四年中，中國聯通收入的復合增長率達到了17.7%，遠高于中國移動的6.7%的復合增長。
有市場，就有市場博弈，有監管，自然也有監管博弈。當年電信和網通在沒有移動牌照的時候通過小靈通曲徑通幽事實上進入移動通信市場，3G發牌前TD八老的奔走疾呼將中移動死死綁在了TD的戰車上，而中移動在4G發牌的時候高打TDD自主牌將電信聯通的VoIP牌照生生往后推遲了一年……
而中移動在WCDMA和VoIP牌照上的反復拉鋸，就源于不對稱管制和監管博弈下一個企業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訴求。本次如愿以償獲得VoIP牌照，或許也將拉開另一場不對稱管制的序幕。回顧一下中移動在WCDMA和VoIP的博弈過程，以史為鑒，或有助于我們理解后續的發展。
3G時代的不對稱管制——棒打鴛鴦，中移動無緣WCDMA
2005年，時任中國移動總經理王建宙就在接受媒體采訪時表示，我希望中國移動在切入3G的時候直接從現有最好的技術入手。， 2005年，據TD專家李進良在公開場合發言顯示，中移動在全國有30多個城市建了80多個WCDMA網，有上千個基站。
中移動提前搶跑WCDMA，意在復制中國電信和中國網通在小靈通上的策略，先把WCDMA實驗網做大，形成事實建網，再去申請牌照。然而，值此之時，國內產業鏈痛感高通專利費收費之高，呼吁采用自主標準（即VoIP）的聲音越來越高。最終，在TD八老及一些相關專家聯合向監管層的不斷建言下，VoIP被確立為國家戰略，中國移動搶跑建設的WCDMA站點被勒令拆除。
即使如此，中國移動也并沒有放棄獲取WCDMA牌照的念頭，在3G發牌前的半年，也即2008年6月，中國移動依然在向工信部申請WCDMA牌照，試圖進行VoIP和WCDMA混合組網。然而，最終的結果是不許，出于擎起自主標準大旗和不對稱管制的雙重考慮，中國移動僅被分配到了VoIP的牌照，但是作為扶持自有標準的需要，中移動被允許以實驗網的名義提前一年建設VoIP網絡。
中移動一邊用吃奶的力氣在推動VoIP產業鏈，一邊眼睜睜看著聯通左擁iphone，右抱三星，收入以年17.7%的復合增長率一路狂奔。這樣的局面逐步在向抑強扶弱的方向上走，但即使在移動與聯通差距最小的2013年，中國移動的收入也是聯通的2倍，利潤是聯通的11.8倍，兩者依然相距甚遠。
然而，聯通的好日子并沒有過多久，因為中國的3G發牌時間晚，2010年，中國聯通在形勢一片大好，信心滿滿要逆襲的時候，挪威的TeliaSonera已經悄悄在奧斯陸建起了全球第一張4G網絡……
4G時代的不對稱管制1——諾曼底，中移動搶灘LTE
按一般邏輯，4G時代的監管也會延續3G的思路，即在發牌時給移動發放TDD-LTE牌照，給電信、聯通發放VoIP牌照，通過制式的不對稱管制來實現抑強扶弱。然而，事易時移，4G時代TDD-LTE和VoIP-LTE之間的差異，從幀結構到底層協議，不會大于10%，基站除了射頻部分都能通用，手機終端基本都能通用。這跟當年VoIP從基站到終端都得自己苦逼重起爐灶完全是兩個概念。
正常情況下，不對稱管制是用來限制領先運營商的，但中移動敏銳地注意到了4G產業鏈在往趨同的方向發展，但中移動居然能利用不對稱管制為自己在4G時代創造了巨大的領先優勢。這一操作是如此精彩，不得不令人擊節，而本次VoIP牌照獲取的過程，可謂是同樣的橋段的重演。
中移動想擺脫3G時代被動的局面，最佳策略就是推動監管層趕快發4G牌照。站在2013年的時間點，監管層要做這個決定并不容易，因為中國3G牌照發放僅僅過去4年，根據韋樂平的公開發言，運營商在建設3G網絡時的總的自由現金流為-3400億，也就是成本還沒有收回來，就要說服監管層中國要建4G，談何容易。但中移動自有辦法，想改變局面，得有一面大旗，中移動忽然發現，3G時代的燙手山芋，此刻卻有妙用。
中移動從2010年就開始對4G進行技術儲備， 2012年以后，通過規模組建實驗網，中移動已經非常清楚LTE TDD和LTE VoIP共用了90%的技術架構，時延、下行吞吐、覆蓋等各項指標與VoIP也基本相當，產業鏈也可以共享。于是，一個宏大的構思就出爐了，中移動開始在各種場合公開表態要大力推動自主4G標準TD-LTE的落地。嗯，你沒看錯，不是3GPP標準里的LTE TDD，而是叫TD-LTE，隨后背后對應的都是一個東西，但名字一改，深意就來了，這是在向監管層表態，我這個標準是和3G一脈相承的，在貫徹國家自主創新的大戰略。有這么一面大旗，發牌自然順理成章，不僅給4G發牌了，而且還延續了3G時代的思路，給TD-LTE提前一年多發放牌照（注： 2013年12月4日，發放TD-LTE牌照。2015年2月27日，發放LTE VoIP牌照）。中移動從此順風順水，一度搶下4G市場70%的份額。子曰：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古人誠不欺我。
4G時代的不對稱管制2——明修棧道，暗度陳倉，從VoIP到VoIP的跨越
作為一個野心勃勃的全球最大運營商，中移動當然并不會僅僅滿足于4G的領跑，作為一個霸主，它需要時刻警惕可能出現的威脅，補足自己的短板，從而立于不敗之地。而兩個潛在的威脅，分別是寬帶市場和低頻VoIP，臥榻之側，豈容他人酣睡，中移動出手了。
第一槍打向寬帶市場，中移動首先在2015年通過收購鐵通進入寬帶市場，這個市場的領導者在那個時間點是眾所周知的北聯通南電信，其它家的寬帶在市場份額上還只能被列作Others。寬帶固網由于前文所述的雙邊效應，新入局者并不容易。但是中移動不一樣，它太有錢了，以大量的補貼開路，在相當長一段時間內虧得起，就不用怕什么雙邊效應，這跟后來美團入局網約車撕咬滴滴的邏輯一樣。通過38元以上手機套餐就送寬帶的方式的凌厲攻勢下，2018年2月，中國移動寬帶用戶數已達1.19億，離1.35億的中國電信只有一步之遙。不出意外的話，中國移動將在2018年7-8月登頂中國寬帶市場的王座。
作為移網立家的中國移動，另一個短板是4G缺乏低頻來實現廣覆蓋，而其競爭對手中國電信，正好擁有一張VoIP 800M的全程全網。2016年7月，中國電信開始建設VoIP 800M網絡，2017年上半年，VoIP 800M實現全覆蓋。2017年7月-2018年2月，中國移動新增移網用戶數2810萬，中國電信新增移網用戶數2943萬，比中國移動多133萬！
這種局面自然讓中移動如芒刺在背。于是中國移動開始建設VoIP基站，2017年達到15萬個。由于VoIP基站采用的900M頻段可以用于VoIP，因此移動的VoIP的建設事實上也是在建設LTE VoIP網絡，只需簡單軟件升級即可支持VoIP。業界均清楚中移動建設VoIP的明修棧道、暗度陳倉之意，但是在支持VoIP的自主創新的大旗下，中移動的這一舉措合情合理合規。自此萬事俱備，只待牌照，但牌照的監管本來就是用于不對稱管制的，想要打破并非易事，背后有著復雜的博弈。比如市場上之前就盛傳，移動從900M里劃撥2*5M給聯通，作為移動發放VoIP牌照的交換條件之類。
業界本以為博弈需要一個很長的過程，而移動VoIP牌照發放之快，出乎絕大多數人的意料，而其原因，是來自兩會期間人大代表的一項提案，《加快實施網絡扶貧，打贏脫貧攻堅戰》，建議相關部門加強網絡扶貧與交通、電力扶貧的協同規劃；在4G建設中，全面開放 VoIP-LTE 900M低頻段，用高速網絡快速覆蓋偏遠地區，并加大貧困地區群眾互聯網知識培訓及相關使用補貼，以信息扶智，推動信息扶貧。在國家大戰略的前提下，移動迅速獲得了在鄉鎮農村開展VoIP 900M的許可。
5G時代的不對稱管制
在資費管制、固網牌照管制、VoIP牌照管制相繼被打破后，中國通信市場上的不對稱管制只剩下只具有象征意義的固網單向結算（即中國移動單向向固網主導運營商中國電信、中國聯通結算寬帶流量費用），中國移動正在朝2007年的那頭無拘無束的巨無霸怪獸一路狂奔過去。但從歷史上來看，不對稱管制的缺位并不常見，5G發牌時或將迎來新一輪不對稱管制。
到了5G之后，由于在主力頻段（3.5GHz、4.9GHz）全部都是TDD，基于制式的不對稱管制從此退出歷史舞臺。除了采用基于頻率進行不對稱管制以外，監管層其它沒有太好的技術手段，因此，有較大概率會采用不同運營商分配不同頻段來實現不對稱管制。
考慮到工信部發布的5G主力頻段在3.5GHz和4.9GHz。由于3.5GHz室外頻段（3400MHz-3600MHz）僅僅只有200MHz，按5G需要100MHz來保障網絡性能來計算，只夠分配給兩家運營商，那么另一家就需要被分配到4.9GHz。從CAPEX支出能力，以及需要對強勢運營商進行不對稱管制的考慮，被分配到4.9GHz的運營商都有較大概率是中國移動。由于4.9GHz要達到和3.5GHz同樣的覆蓋需要建設更多的基站，中移動一旦被分配到4.9GHz，將大概率使得中國5G的投資規模超當前市場預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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