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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強商標權保護要像治理酒駕一樣治理假貨

第十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于3月5日在人民大會堂開幕，李克強總理作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到，要全面加強知識產權保護，健全知識產權侵權懲罰性賠償制.........對于總理工作及報告中提及的知識產權保護內容，部分全國人大代表和全國政協委員在接受記者采訪時紛紛發表了看法。

假冒商標行為違法成本低、震懾力度不夠

全國人大代表、民盟上海市委委員、民盟東方國際集團有限公司委員會主委王偉表示，知識產權保護不力會阻礙企業創新積極性，建議做好打擊侵犯知識產權等工作的銜接，形成知識產權保護合力，共同提升民族商標核心競爭力。

王偉在議案中提到，根據“兩高”相關司法解釋的規定，幾乎所有的侵犯知識產權罪名的入罪標準均以“非法經營數額”5萬元或“違法所得數額”3萬元衡量。而違法所得數額難以確定，現實中執法部門往往以非法經營數額為入罪標準。

比如，一家國內知名鞋類商標企業也遇到同一撥制售假人員在多次被處罰后，還在造假：第一次是2011年底，商標方配合執法部門查處了劉某某在福建泉州晉江的售假窩點，但現場僅查獲兩百余雙假鞋，沒到起刑點，執法機關只能沒收假鞋和售假電腦設備；第二次是2012年夏，該商標方再次發現劉某某在網上售假，并查到其在江西豐城一商鋪中的售假窩點。但質檢與公安在現場僅僅查獲50多雙假鞋，只能再次沒收售假電腦設備，并對其罰款；而到了2013年底，該商標方查到劉某某在江西高安市的制售假鞋工廠和倉庫，現場查處6000多雙假鞋和相應制假設備，案值數百萬元。劉某某被移送司法部門，但最終其只被判處了有期徒刑3年緩刑5年，并處罰金25萬元。根據該商標方相關部門的監控，目前劉某某仍然在從事制售假鞋生意，不過是假冒其他商標。

“不僅是具體案例，中國社科院大學的研究數據指出，在司法實踐中，對于侵犯知識產權犯罪的處理有明顯的輕緩傾向：課題組對近6年的假貨犯罪相關罪名裁判文書進行了分析，發現被判處拘役而適用緩刑的達（7317人），判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而被判處緩刑的比例達（47787人）。再細分發現，從2016年至2018年以來，拘役緩刑比例（、、）及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緩刑比例（、、）均呈上升態勢。”王偉在她的建議中引用了很詳實的調研數據。

王偉分析說，從這些數據不難看出，制售假犯罪成本較低，處罰相對較輕。如果再不加大對電子證據的采信力度，會有更多制售假分子逃脫法律制裁，隨之而來的是累犯慣犯也將不斷涌現。

“當然，假貨不是現階段新出現的問題，更不是中國獨有的問題，媒體報道，華為手機也在國外市場遭遇山寨，并有網友專門購買了一臺，在網上發布了開箱過程的視頻，確認其外觀與華為新出的一款手機相似。”王偉分析說。

與全國人大代表王偉的觀點一樣，在今年的政協提案中，全國政協委員、貴州巖博人民小酒董事長余留芬針對保護中小企業知識產權提出提案，希望政府能加大打假力度，提高侵權假冒的違法成本。

余留芬委員表示，建立假貨線索舉報制度，對于提供重大制售假線索的舉報人給予表彰或獎勵，提高全民參與打假的積極性。

保護知識產權需要全社會共治探索打假新技術新模式

“目前侵權假冒的違法成本太低了”，余留芬說，如果對制售假團伙施予類似信用黑名單之類的制度，像對付那些欠錢的老賴一樣出臺相關的法律政策，限制他們乘坐飛機、高鐵等，一定會收到明顯效果。

全國人大代表、陜西省西安市公安局蓮湖分局勞動南路派出所民警、副調研員郝世玲也提出了“加大打假力度、讓制假者直接入刑”的建議。

郝世玲舉例說，西安警方破獲的假雞精案中，制售假主犯原本是協助警方打假的正規雞精廠工作人員，后因高額利潤制售假，10年間被抓3次。“很多制售假案件中，或多或少都有慣犯、累犯，為什么？罰得太輕，利潤太高！”。郝世玲說，警方在基層執法實踐中發現，假貨認定難，打假難，執法周期長、成本高的問題普遍存在。

“假貨屢打不絕，但警方從未降低過打假力度，沒有人比我們警方更迫切地希望減少制售假犯罪了”。郝世玲建議，要加大打假力度和知識產權保護力度，提高制售假犯罪成本，降低制售假入刑門檻，讓制假行為直接入刑。要加大懲罰性賠償，尤其對涉及食品藥品等人身安全的制假售假者要從重處罰，對屢教不改、累犯慣犯從重處罰，像治理酒駕一樣治理假貨。

郝世玲建議，為避免浪費執法資源，提高執法效率，要在傳統的執法中應用、推廣數字經濟時代的打假新技術、新模式，加大對電子證據認定的實踐應用。

王偉在議案中提到，要想營造良好的營商環境、為民族商標提升核心競爭力保駕護航，不僅需要在國內市場上盡最大努力擠壓制售假分子的生存空間，還要加強國際間的政府合作，尋求全球治理模式。

從國內市場來講，單靠執法機關、商標權利人、銷售市場平臺、消費者任何一方都無法獨自解決，更不是事后的刑事處罰能堵住的。執法機關需要依靠商標權利人的鑒定報告才能斷定涉案產品為假貨，商標權利人則需要借助執法機關的執法權。而在如今互聯網高度發達的今天，電商平臺又掌握了處理知產侵權行為、辦理知產侵權案件的相關技術能力及資源，社會各方的合作，缺一不可。

從國際市場來講，制售假行為的國際化則需要加強國際間的政府合作來解決。

建議人建議，在數字經濟時代，我們更需要利用新技術、新模式去解決假貨這一社會問題，綜合協調社會相關方，搭建打假共治系統，充分發揮各方能力，加強政企合作，才能形成社會治理強大合力，共同打擊侵權假冒違法行為，實現多元共治，最終形成知識產權多元保護體系。

王偉認為，針對更大規模的制售假行為，目前社會上也已有了一些組織機構探索出來的新模式新經驗。以互聯網企業阿里巴巴的打假經驗來看，不僅運用假貨甄別模型、實時攔截體系等專門為打假研發的12項黑科技來治理線上平臺，還發起成立了全球首個24小時無時差打假共同體AACA，目前已有全球16個國家的120余個商標加入，把執法機關、全球商標權利人、平臺甚至消費者緊密聯動在一起，高效協同。

“從過去幾年的成長軌跡和打假成果來看，AACA這種假貨治理模式，有助于營造良好的營商環境、為提升民族商標的創造力和競爭力保駕護航，值得大力向全球推廣。”王偉表示。

余留芬也提到，一些互聯網企業如阿里巴巴，已創立一套新興的打假技術和模式，積極聯動執法機關、商標權利人聯合打假，共建打假共治系統，在降低企業維權成本的同時，也節省執法機關的執法資源，“要用這些創新的模式、科技的手段去打假，一些好的打假新技術值得大力推廣”。

事實上，假冒偽劣產品嚴重侵犯了知識產權的同時也嚴重侵害的消費者的利益，嚴重干擾了市場公平競爭環境。打擊假冒偽劣產品，保護知識產權要加強企業的自律和社會共治。

“要依法嚴格監管和實行最嚴厲的懲罰，比如巨額懲罰制度、內部舉報人制度，沒收和全部銷毀被發現的假冒偽劣產品，使得假冒偽劣制造者付出付不起的成本…….”市場監管總局局長張茅3月5日人民大會堂“部長通道”在回應社會關切時給出了未來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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