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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品知識產權保護

（一）特殊的藥品知識產權制度
印度獨特的歷史及其文化背景，使得其藥品知識產權非常特殊。１９７０年，印度政府頒布了該國歷史上首部專利法，當時出于保護脆弱的民族工業的考慮，在這部《專利法》中規定，對食品、藥品、農用化學品等大類只授予方法專利，而不授予產品專利。在其他國家取得專利的藥物，印度公司可以通過其他生產方法生產較便宜的仿制版本。該項專利保護制度客觀上為印度大型制藥企業快速完成產業升級創造了條件，使得他們在世界通用名藥物的研發與市場開拓等領域取得了優勢地位。
１９９４年，印度與世界貿易組織（ＷＴＯ）達成知識產權方面的協議，即所謂的ＴＲＩＰＳ條款。依據ＴＲＩＰＳ條款規定，該國擬在所有技術領域引入產品專利保護制度。在此之后，印度還曾先后３次對《專利法》進行了局部非原則性的修改，并于２００４年完成了過渡期內調整相關法規的工作，為新《專利法》的出臺奠定了基礎。
新《專利法》出臺的前夕，印度制藥協會（ＩＰＡ）曾做了最后的努力，希望能夠阻止他們非常不愿意看到的結果出現。ＩＰＡ警告印度政府說，如果政府通過新的專利法，將會有超過１５％的印度國內制藥企業受到影響，他們估算此項專利法案將對印度制藥工業造成３００億盧比（合６．４６億美元）的損失。而部分印度制藥企業則宣稱，他們的部分產品將因此退出市場，而研發型制藥企業可能提高相應產品價格。據了解，目前ＩＰＡ成員公司占據了印度藥品市場的３０％，其中包括Ｒａｎｂａｘｙ制藥公司等１１家大型制藥企業。但是，印度國會還是通過了第３次修改后的《專利法》。印度方面在解釋新的《專利法》時曾表示，這部專利法突出了保護知識產權和維護發展中國家公共健康的雙重特點。
（二）與發達國家在藥品知識產權方面的沖突
就在印度修改了專利法后，引起了很多訴訟，很多公司紛紛控告印度專利法違反了ＷＴＯ知識產權的相關規定。以瑞士諾華制藥公司挑戰印度專利法為例來看一下印度知識產權中存在的一些問題。
在印度專利法修改之后，諾華公司生產的抗癌藥格列衛在印度提出專利申請。然而，印度專利局于２００６年１月拒絕了諾華的申請，理由是此藥為已知物質的新形式。２００６年５月，諾華就印度專利局的決議，向印度高等法院提出訴狀，并對印度專利法提出異議，認為印度專利法違反了ＷＴＯ知識產權的相關規定。印度高等法院于２００６年９月、２００７年１月和２月３次開庭，庭上雙方辯論激烈。２００７年２月１５日，印度首都新德里，數百民眾走上街頭，抗議瑞士諾華制藥公司挑戰印度專利法，這一天是諾華就印度專利局拒絕其專利申請，向印度高等法院上訴后的第３次開庭。２００７年１月１９日，也就是此案第二次開庭當天，來自１５０個國家的近３０萬公眾，以及無國界醫生、全球健康運動、國際樂施會等國際非政府組織聯合發出呼吁，要求諾華終止對印度政府的法律行動。
艾滋病藥物治療的例子最能清楚說明有關條例的重要性，印度一直是向發展中國家提供仿制藥配方的重要樞紐，以艾滋病藥為例，多于３５００萬的艾滋病（ＨＩＶ）感染者在發展中國家。這個數字占全球同類艾滋病感染者的９５％。發展中國家的艾滋病感染者中約一半正服用由印度生產的仿制配方藥。無國界醫生正為全球２７個國家中，２５０００名病人提供抗病毒治療，約七成病人服用來自印度的藥物。２００１年之前，仿制藥仍未如此普遍，每名病人每年需約１萬美元進行類似的療程，比現時無國界醫生項目中采用的抗病毒藥物價錢（２５０美元）昂貴４０倍。印度生產價格比較便宜的固定劑量復合制劑，即一顆藥丸包含三種抗艾滋病藥，即三合一制劑，革命性地改變了發展中國家的艾滋病治療。這種易于服用的復合制劑以往在印度和泰國并沒有專利權的限制，唯當印度、巴西、泰國具有能力生產藥物的發展中國家開始保護專利權時，仿制藥的生產商就再不可以生產已獲專利權的仿制藥，由于大部分新藥都可獲得專利，因此全球價格低廉的新藥越來越少。仿制藥被取消后可能會出現公共健康危機，發展中國家的大多數感染者都會因無法支付昂貴的藥品費用而死亡。
（三）發展趨勢
從諾華訴印度政府一案中我們可以看出印度知識產權中存在兩難現象，一方面要考慮藥廠的高額研發投入，使研制新藥能得到回報，要給藥品授予專利；另一方面也要考慮到給藥品授予專利后藥價會很高，影響到公眾健康。其實這兩個方面不是絕對對立的，并非授給了藥品專利，就一定會造成高額藥價，這在國際公約中已經有了法律的解決方案，那就是強制許可制度。ＴＲＩＰＳ協議秉承《巴黎公約》精神規定了強制許可制度。《多哈宣言》和《執行決議》的出臺，進一步完善了關于藥品專利的強制許可制度，即在特定情況下，國家可以不經專利權人同意，授權有能力的企業生產影響到公眾健康的專利藥品，供應市場需要。也就是說，如果專利權利人對藥品的專利使用費要求過高，影響到社會公眾健康，政府就可以采取強制許可的方式來解決問題。實際上，強制許可是一個殺手锏，迫使專利人把專利使用費定在一個合理的程度。但是，ＴＲＩＰＳ協議的局限性在于強制許可的產品只能供應國內市場需要。這種制度設計有可能導致不合理的現象發生。例如，某種流行病病人急需某種藥品，雖然該藥品受到專利保護，但為了解決公共健康危機，國家可以授予制造該藥品的強制許可。如果該國企業十分落后，不具備生產這種藥品的能力，這個協議仍不能有效解決問題，這就有了后來《執行決議》中的“平行進口”制度。《執行決議》允許那些落后地區購買其他地區通過強制許可證生產的低價藥物，這一制度有效破解了落后地區欠缺制造能力的問題。
從長遠和歷史來看，給藥品提供專利保護，是人類的進步，已經沒有爭議了。《多哈宣言》和《執行決議》的出臺，合理解決專利藥品而引發的與社會公眾健康的沖突，也是人類的進步。在這樣的前提下，因為涉及公眾健康就不給藥品授予專利，而藥品專利也不可以無限壟斷，專利人不能漫天要價，以至于影響到人類公共健康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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