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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法律意義上講，自主知識產權是指在一國范圍內，由本國的公民、企業法人或非法人機構作為知識產權權利主體，對其自主研制、開發、生產的知識產品所享有的一種專有權利。有學者認為，自主知識產權是具有中國特色的創新概念，具有主體本土化、權屬域內化、權利集成化以及私權公權化四大特征，與一般意義上的知識產權具有明顯的差異。其中，主權的單一性和主體對主權的依附性是自主知識產權生成的根本前提條件(蘆琦，2000)。在我國，所謂自主知識產權是指中國的公民、法人或非法人單位經過其主導的研究開發或設計創作活動而形成的、依法擁有的獨立自主實現某種技術知識資產的所有權。申請人在從中國其他自然人、法人或非法人單位處繼受取得的自主知識產權基礎上進行二次開發而形成的知識產權視為自主知識產權(科技部:《高科技產業自主知識產權認定指南》，2000)。
自主知識產權主要包括自主專利權、自主商標權和自主著作權三大部分。
從經濟學和企業經營角度講，自主知識產權是企業贏得持久競爭優勢和獲利的智力資產。具體來說，它是經濟持續發展的獨特戰略資源(要素)，是一種獲得國家法律保護的生產要素，是企業贏得持久競爭優勢的獨特資產。由于知識產權是一種智力財產，需要通過物化的產品形式表現出來，所以其最終市場化的產品所含載的技術先進性和凝聚的品牌影響力就成為知識產權所有者所具有的競爭優勢，兩者缺一不可。其中，技術的先進性顯示了知識創造者的創新能力，品牌影響力意味著創造者運用技術創造經濟價值的能力。有技術優勢，但沒有品牌影響力，或者有品牌，沒有技術優勢，都不能成為競爭優勢。
知識資產具有全球流動性、產業滲透性和價值倍增性，因此，各國政府和企業都把知識產權的保護和利用作為重要的戰略目標加以研究(OECD:《以知識為基礎的經濟》，1996)。
中國企業在國際競爭中自主知識產權稀缺，缺乏品牌競爭力的事實(任慧文，2004;路甬祥，2002;陳昌柏，2002;李順德，2004;夏清華，2003等)使得其在國際貿易中面臨巨大的挑戰。在強大的國際跨國公司設置的兩大專利陷阱(對我國成熟產業的專利壟斷價格和對有發展潛力產業的研發跟蹤)(李軒，2004)和對中國著名商標的搶注(國家商標局，2004)面前，中國企業感受到了實實在在的生存和發展威脅。
盡管從知識產權的產生和實施主體來看，知識產權戰略應該首先是企業的商業行為而不是政府行為，但中國企業在知識產權方面的弱勢地位，說明單靠企業自身難以抵御強大的國際競爭對手，需要國家知識產權戰略的支持;而且，近幾年在國際貿易和國際競爭中，知識產權越來越具有私權公權化的特征，國家干預的色彩越來越濃厚，為企業知識產權的國家干預和國家知識產權戰略提供了理論依據。比如，美國和歐盟試圖以國內法影響國際知識產權糾紛的解決;美國商務部訴諸WTO向中國政府打擊盜版行為施壓;任意啟動侵權或反傾銷調查程序;抵制中國的國家標準;在一些國家政府的支持或默許下，國際跨國公司建立專利聯盟，設置專利和技術壁壘(打火機、電視機、DVD、食品塑料盒等知識產權糾紛)，搶注中國企業著名商標等，聯合抵制中國競爭企業;種種專利權的濫用，知識產權領域的不正當競爭(曹新明，1994)，說明中國企業的國際競爭環境正在惡化，知識產權問題已變成不僅是單純的法律問題，而是關系到我國對外貿易長期發展和國家產業安全的國家戰略問題(李虹，2004;張志成，2004)，需要國家采取積極有效的應對措施。
我國現有的專利申請和授權制度、商標注冊制度和馳名(著名)商標的國家認定制度、對商業(技術)秘密的保護制度等為企業自主知識產權的形成和保護提供了法律保障(劉佩智，2004;陳美章，2004)。但知識產權領域的競爭尤其是自主專利技術的競爭，因其創新的動態性而使其也具有動態性。
國內學者認為，中國企業自主知識產權落后的主要原因在于政府對知識產權的保護不力，影響了技術創新者的積極性。政府在技術發明中的職能與市場職能常常互相混淆(路甬祥，2002)。與發達國家相比，我國缺乏一個宏觀層面的知識產權戰略，國家尚未從宏觀經濟戰略角度協調技術、產業和對外貿易等相關經濟因素(余翔，1997)。而現有的知識產權政策又由于機構重疊，職能劃分不清等原因，也難以實施(張志成，2004)。有學者把這種現象解釋為“政府失靈”(李軒，2004)。而陳昌柏教授認為，中國目前的知識產權問題不是專利保護不力，而是自主知識產權太少，特別是基本核心專利和職務發明專利不足。政府必須在鼓勵創新和強化保護方面保持微妙的平衡(陳昌柏，2002)。專利制度的目標不是保護弱者，而是激勵創新，促進競爭(李軒，2004)。
如何改變中國企業自主知識產權落后的現狀?路風教授認為，鼓勵、支持和保護自主開發是中央政府的責任和義務，并以中國汽車產業為例，認為汽車產業沒有形成自主開發能力，自主品牌缺失的原因是中國的汽車產業政策從來沒有把重點放在這個方面，而始終把目標放在產業集中度和規模上。他提出了關于未來政府汽車產業發展多項政策建議，其中包括獎勵支持自主開發成果，幫助自主產品樹立品牌以及稅費優惠(路風，2004)。中國經濟應追求長期以自主品牌導向的經濟發展戰略(金碚，2004)，應借鑒日本由“技術立國”向“知識產權立國”轉移的戰略思想(陳傳夫，2002)。在專利戰略方面，政府必須在鼓勵創新和強化保護方面保持微妙的平衡(陳昌柏，2002)。
在激勵企業盡快形成自主知識產權的具體政府措施方面，李軒博士提出了盡快編制中國“產業創新指數”，確定重點支持和保護的技術和產業(李軒，2004)。余翔教授建議適時建立專利網戰略(余翔，1997)。黃曉東提出采用R＆D費用補償制度，鼓勵企業建立技術開發聯盟，實施自主知識產權聯合行動等(黃曉東，2004)。李順德教授認為應幫助企業主動介入世界知識產權的游戲規則制定當中去發揮更大作用，需要培訓知識產權戰略人才(李順德，董濤，2004)。此外，科技部、知識產權局、國資委、版權局和商標局等部委的許多政策涉及促進自主知識產權形成的鼓勵措施。這些措施包括更好地利用國外先進技術資源，與跨國公司進行多種形式的技術開發和合作，有條件的中央企業要與跨國公司積極共建研發中心和先進生產制造基地，把先進技術引進和消化吸收創新更好地結合起來;對關系國家安全和難以引進的核心技術，采取國家大力支持和企業自主開發相結合的方式，加快研究開發和工程化、產業化步伐;重點提高重大裝備和基礎軟件的自主開發能力，在高新技術領域爭取新的突破，努力實現技術的跨越式發展，建設一批具有自主知識產權的關鍵技術和知名品牌，增強核心競爭能力。
國外學者的研究可從三個方面來分析。
第一，理論研究基于兩個視角:一是研究對外投資與知識轉移。大量研究證明，在以技術換市場的國際經營活動中，跨國公司對發展中國家的技術擴散或溢出確實存在，但取決于東道國的吸收能力和知識產權的保護水平。在技術差別較大和知識產權保護較弱的條件下，來自技術領先者的溢出是非常有限的，相反，在R＆D方面的技術溢出只發生在跨國公司之間，東道企業(通常是弱勢企業)往往什么也得不到(Kogut，1993;Feinberg，2001)。一項對中國的研究還發現，中國制造企業從外國投資者那里得到的技術溢出甚至為負值(逆向溢出) (Buckley，2002)。這說明知識產權保護水平對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都具有潛在經濟利益和技術落后國家提高本國技術能力的重要性。二是強調全球化背景下技術擴散和知識轉移給知識產權管理帶來的更為復雜的挑戰。一方面，知識資本通過資本輸出創造的產值大大超過了有形資本創造價值的速度。另一方面，因為知識產權保護的不力使這些(保護不充分的)國家每年蒙受巨大損失。因此，企業智力資本如果能受到法律保護，就能起到阻止或延緩優勢喪失的作用(Narayanan，2002)。
第二，各國政府意識到知識產權與對外投資利益之間的密切相關性，并在實踐上都加強了對知識產權的保護與創新激勵。比如，日本由“技術立國”到“知識產權立國”的戰略轉移，美國依法建立了“美國國家知識產權協調委員會”，美國聯邦貿易委員會推出“促進創新”報告，美國和歐盟試圖以國內法影響國際知識產權糾紛的解決，等等。
第三，國外學者對中國知識產權問題的研究結論。一方面，認為中國知識產權環境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和改進，中國形成自主知識產權的能力有所提高，尤其在商標國際申請、實用新型專利和工業品外觀設計專利數量方面增速很快，總量也達到了一定的規模，但在發明專利方面與發達國家仍有很大的差距(Yang ＆ Clark，2004)。在品牌策略方面，中國品牌策略通常是去努力改進產品質量形象，而對品牌的視覺設計方面注意不夠，影響了品牌的國際化目標。實際上，品牌設計和公司所追求的消費者積極反應之間有明顯的關系，通過有效的視覺設計，最大化品牌優勢，中國品牌戰略就能實現公司的國際化目標(Henderson，et al，2003)。另一方面，他們對中國知識產權制度改革提出了以下建議:在全球法律日趨協調的背景下，中國知識產權制度改革應強調知識產權和國際經營活動尤其是對外直接投資之間的統一性(Yang ＆ Clark，2004)，提高政府管理知識產權的能力;應注意對外直接投資、勞動力市場和知識產權保護的政策協調，協調和保證反壟斷，科學技術與創新、教育、貿易、財稅等方面政策的連貫性(OECD-China IPR Work-shop，2004);發展技術密集型產業，增加對技能工人的需求等; 中國應消除對FDI的特別待遇，改善內資企業的經營條件，提高競爭力(Wu，2000)。
著名國際商學院INSED亞洲校區(新加坡)院長Meyer認為，中國許多產業趨向成熟，而在一個成熟甚至能力過剩的市場上最需要的是創新和效率改進。中國需要的不再是簡單的生產設備和生產系統，而是能夠使當地的生產團隊自己去管理這些創新和效率改進的流程技術。由于中國知識產權狀況的改善和中國政府對技術態度的改變，跨國公司對向中國轉移新的技術的要求應該有所準備(Arnoud De Meyer，2002)。
在中國，開發與發展知識產權制度對中國經濟發展戰略有巨大的潛在利益，比如技術升級，吸引外國直接投資，融入世界經濟體系中。然而中國知識產權改革需要考慮中國特殊的因素，包括部門和地區差異、公共利益和經濟發展的總體水平。改革的目標是建立透明的、連貫的國家知識產權制度，確保各種政策(反壟斷，科學技術與創新、教育、貿易、財稅等)的連貫性。與此同時，平衡創新保護與技術轉移是重要的。中國政策制定者在使用業績和統計指標時應該慎重。專利不等于產品，許可(金)數量也不代表廣泛的知識轉移，過分將專利作為績效評估的基礎會產生誤導，并與研究機構的目標使命不一致。在專利保護之外還應注意對企業商業秘密的保護(OECD-China知識產權論壇，2004，北京)。
綜合以上分析發現，目前國內外學者的與本書相關的研究成果具有以下特點:
(1)國外學者的研究理論注重對外投資利益、知識產權保護水平以及技術領先優勢的保持之間的關系研究。政府實踐注重從創新激勵、產業標準、知識產權立法等多方面對投資利益和產業優勢的整體和全面保護，但對中國法律制度和多種產業部門政策的連貫性以及政府配置資源的能力缺乏足夠的信心。
(2)國內學者的研究大致集中在三個方向:
●強化對自主知識產權保護的法律體系建設和行政執法效力研究;
●保護知識產權，激勵企業創新的知識產權發展戰略研究;
●法律、政策和制度的結合研究。
其中對第一和第三個主題的研究成果最為豐富，而對激勵企業創新的知識產權戰略(政策)的研究最為欠缺。
(3)現有政策(對策)研究中，統計描述性研究多，理論來源與實證研究少。對于政府怎樣支持企業形成自主知識產權去維持長期競爭優勢，現有的研究成果還不能提供滿意的答案。解決企業自主創新的動力問題還沒有得到根本解決，而如何培育企業自主知識產權能力還處于未完全開發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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