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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漢名牌文化的商業文化背景

武漢所處的特殊地理環境是造成其文化生成機制的首要因素。武漢自東漢年間就已形成市場。三國時期武漢是“國”與“國”之間互市的口岸。到唐、宋時期，武漢成為內地最大的商品集散地、商品轉運地，并承擔轉輸“糟糧”、“官鹽”之樞紐。近代漢口被迫成為通商口岸，因其“內輸外納”，曾有“東方芝加哥”稱號。武漢建租界后，旺盛的購買力進一步張揚武漢地域的特性，商業和消費推動武漢作為中部商貿中心功能的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武漢工商業活動納入計劃經濟體制，傳統的商業文化似乎被“凍結”。改革開改后，武漢商業文化在迅速恢復傳統的同時，出現了一些具有時代特點的內容。

“九省通衢”的地理態勢和“轉輸貿易”的經濟格局所構成的武漢自然、生態、人文特色，對漢口商業文化的生成和影響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這種作用是從三個層次上由淺及深又互為交替而發生的。

第一個層面，武漢的地理格局為武漢商業文化的生成提供了得天獨厚，得水獨中的背景條件。武漢的地理格局既不同于沿海城市（如上海）的海洋邊緣特點，又有別于內地城市內陸閉塞狀況，而處于這種雖處內陸但又直通外洋的半封閉半開放，既封閉又開放的過渡性狀態。在文化上既與中原正統文化血脈一系，又具有與外來異域文化保持一線聯系的天然孔道，既感受東南一帶先進商業文化信息，又不斷接受西北一帶古老純樸農業文化的熏染，長江和漢水不僅給武漢注入了經濟活力，而且相對削弱了武漢與外界商業文化的隔離機制，在商業文化傳播渠道相對暢通的形勢下，使武漢商業文化擺脫地域局限而形成為城市復合商業文化。

第二個層面，武漢“九省通衢”的地理環境通過人們自覺的空間意識的中介作用而對武漢商業文化發生影響。長期以來，一種“通”、，，中，，一“居中，，的空間意識支配著人們在武漢展開其商業文化思路。

上述空間意識對武漢商業文化格局形成所發生的影響，在于商人大規模的集聚與商品的集散流通確立了“轉運分銷”的經濟格局；官方的重視、治理和近代殖民主義者的罕見掠奪使這種格局進一步強化，并成為近代僅次于上海的第二大經濟貿易中心，武漢商人對外來文化具有某種先天性心理承受能力，商業文化視野較少受到狹隘的地域文化的限制而相對開闊，自覺的空間意識催生出超越地域文化的復合商業文化意識。,

第三個層面，“九省通衢”的地理格局及其空間意識與“轉輸貿易”的經濟格局交互作用，對武漢商業文化格局的生成提供了共同的機制和條件。這種機制的共同點都在一個“通”字上。古代（清中葉前）交通為商品流通提供了先天有利的條件。近代以來，商品流通的發展帶動了城市的繁榮，又促進了地理交通向更“通”的方向進化，如京漢鐵路通軌，輪船運輸業勃興，“兩通”發展的結果使武漢與外地（尤其是國外）文化交流，接觸更為廣泛和直接，直接開啟武漢人的文化開放意識。在這二者所起的作用中，尤其值得關注的是，“轉輸貿易”所特有的商品流通規律對武漢商業文化格局的形成發生兩方面的深刻影響。

其一，“轉輸貿易”的特點是將武漢僅僅作為一種集散中轉站,因此商品流通有聚也快散也快的特點。這種特點除了使武漢每天都迎來送往、不斷接觸新的人，新的商品以及由此輸出的新的商業文化信息外，還使武漢商人因長期置身于商品經濟的漩渦中而培養并積淀出對商品信息乃至外界一切新的東西反映靈敏的整體素質。這種素質推及到商業文化觀念領域便是具有普遍強烈的趨新意識。傳統農業文化那種固定不變的文化秩序被一種動感極強的不斷翻新的商業文化格局所取代，即所謂“動的文明，具城市的景趣，帶繁復的色彩”。在現實生活中出現觀此起彼衰，喜新棄舊的現象。每一種新的品牌既可能很快會成為時尚，被人推崇、欣賞、捧場或者叫好，又很快可能會被人們遺棄、忘記，頃刻間成為過眼云煙，再很難有什么東西會是亙古不變，被人們永遠垂青，奉為圭臬。這就是武漢，以及武漢的商業文化。

其二，“轉輸分銷”不僅使武漢成為一個商品中轉站，同時也成為演示與匯集東西南北商業文化的大舞臺。各地商人不僅將四面八方的商品帶進來又送出去，也附帶著攜來所在地的商業文化。這種雙重的攜帶使武漢人既享物質文明成果，又受精神文明之惠。而長期頻繁交流的結果是使武漢商人在司空見慣、習以為常之中逐漸形成一種善于接納融匯四方商業文化的健康心態，對于不同的商業文化都能容納而較少地域文化心態中的那種排他性。武漢商業文化也因此而顯得斑斕駁雜。

這種商業文化特性所帶來的效應是多棱面的。一面是像商品流轉聚散快速無常一樣。其商業文化也缺少乏凝煉厚重，顯得膚淺浮泛。其后果是武漢雖然相當長時間內成為內地經濟貿易中心，卻因為缺乏獨創的商業文化風格而沒有相應成為商業文化中心。另一面則是因廣泛攝取外來商業文化而形成一種超地域的新的復合型商業文化。正如生物界一樣，因為“雜交”而產生了全新的商業文化品種。這種新的品種無論是表面層次（如物質文化）’還是核心層次（如觀念形態）以及中間層次（商人行為），都有大量展現。如物質商業文化方面,武漢很少有完全自己獨創的產品，但卻有一些特色產品正是在吸收外地產品優點之后再加上自己獨到的工藝制作后而成為一種新的品種。武漢“黃鶴樓”酒實質是“汾酒”，仿自山西，但又自成特色，故稱之為“漢汾”，是典型的雜交品種。由此可見，雜作為武漢商業文化的特點總是相對的，沒有特點就是特點。這就是“九省通衢”與“轉輸貿易”地理，經濟格局影響下的武漢多元復合商業文化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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