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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商標懲罰性賠償案例

來源：電子知識產權

作者：蘇和秦莊雨晴

自商標侵權懲罰性賠償制度引入以來，司法實踐中適用懲罰性賠償條款的典型案例主要包括了“FILA”案1、“約翰.迪爾”案2、“吉尼斯”案3、“紅日”案4、“巴洛克”案5、“MOTR”案6以及“小米生活”案7等。下面，本文將就這些典型案例中懲罰性賠償適用標準，即“惡意侵犯商標專用權、情節嚴重”的具體判定要素進行簡要的歸納總結：

第一，侵權人在經過前期商標授權確權程序后的繼續侵權行為。在實踐中，侵權人往往也會嘗試將自己的涉案侵權商標提交商標局以尋求商標注冊，但是這一類注冊往往會因為與權利人的在先注冊商標相沖突而被駁回，被駁回后侵權人的繼續侵權行為是法院適用懲罰性賠償的重要參考因素。如在“FILA”案中，法院認為商標局曾以被告申請商標與原告在先注冊商標近似為由駁回了被告在相同類別上的商標注冊申請，因此被告顯然已經充分知曉原告在先注冊的“FILA”系列商標。同樣地，在“小米生活”案中，法院也認為在涉案“小米生活”注冊商標被國家商評委宣告無效并且經過行政訴訟程序仍然維持商標無效決定的情況下，被告仍在持續宣傳、銷售被控侵權商品，具有明顯的侵權惡意。

第二，侵權人在行政執法之后的繼續侵權行為。與商標局的注冊駁回類似，商標行政執法部門對于行為人商標侵權活動的查處也是證明其明知行為侵權的有力證據，而侵權人在此之后的的繼續侵權行為很可能會導致懲罰性賠償的適用。在“約翰.迪爾”案及“巴洛克”案中，法院均對此情節進行了認定。

第三，違反法院禁令或保全措施的行為。在判斷侵權人的侵權惡意及侵權情節時，實踐中認定的時間節點往往并不限于訴訟開始前，而是會一直延續到訴訟程序開始之后侵權人的行為。相較于在先的行政程序，侵權人在訴訟程序中對法院的禁令和其他保全措施的違反是法院適用懲罰性賠償更為直接的動因。比如在“巴洛克”案中，法院在論述適用懲罰性賠償的原因時，就強調了被告在法院的禁令送達之后，被告拒不履行已經發生法律效力的裁定。在“紅日”案中，廣東省高級人民法院認為“被告在一審法院作出行為保全裁定之后，還公開發表律師聲明，鼓勵其經銷商繼續銷售被訴產品，并組織各地經銷商開展工廠直銷活動”，并將其作為授予懲罰性賠償的原因。

第四，經權利人的溝通與警告后仍不停止侵權。在很多的商標侵權案件中，權利人一般會在發現侵權人的侵權行為時第一時間與侵權人取得聯系，并通過發送律師函等方式向侵權人進行警告，并要求侵權人停止其侵權行為。侵權人在收悉權利人的相關警告之后仍執意繼續其行為的情節被許多法院作為適用懲罰性損害賠償的考慮因素之一。在“吉尼斯”案中，原告在涉案活動實施前曾向被告發出律師函，要求被告停止侵權，而在案證據顯示，被告在收到律師函之后在明知舉辦涉案活動涉嫌侵權的情況下，仍然繼續其侵權行為而并無收斂，這成為法院適用懲罰性賠償的理由之一。此外，在“巴洛克”案、“MOTR”案中，法院在論述適用懲罰性賠償理由時也著重強調了侵權人在收到權利人警告之后仍繼續從事侵權活動的事實。

第五，因業務合作知悉在先注冊商標仍實施侵權行為。在司法實踐中，侵權人在與權利人解除代理、許可、經銷等各種類型的合作關系之后而為的侵權行為不僅是判定其具有故意意圖的參考標準，而且還是其侵權惡意的彰顯。在“巴洛克”案中，法院就曾將“被告在與原告的合作關系解除后，仍從事侵權行為以謀取該商標所蘊含的商業利益”作為懲罰性賠償的頒發理由。

第六，侵權人從事的是假冒商標行為。所謂純粹假冒行為，是指侵權人在相同商品之上使用與權利人完全相同商標的侵權行為。該類行為是最為明顯的商標侵權行為，也是最為嚴重的商標侵權行為。在“MOTR”案中，法院指出：“被告使用的標識與原告權利商標完全相同且使用與相同的商品之上，其對原告商標及產品的全面模仿行為足見其主觀惡意”。

第七，侵權人所售侵權產品存在質量問題等易造成其它嚴重后果的情況。侵權人所售的侵權產品若存在不合理的質量問題，那么會給商標權人商標所搭載的良好商譽帶來進一步的損害，同時從消費者的角度來講亦會損害其權益。在2019年做出的兩份適用商標懲罰性賠償的判決中，法院均關注了侵權人所售侵權產品的質量問題。在“MOTR”案中，法院認為被告所售產品質量存在問題，在消費者的混淆誤認下會給原告通過長久努力積累起來的商業信譽帶來負面評價，侵權后果較為嚴重。在“小米生活”案的判決書中，法院指出：“被控侵權產品曾被市場監督管理機關認定為不合格產品，且部分用戶亦反映被控侵權商品存在一定的質量問題。因此，被告在被控侵權商品上使用‘小米生活’商標，在一定程度上會降低消費者對于‘小米’馳名商標的信任，導致該商標所承載的良好聲譽受到損害，故對于涉案侵權行為應加大司法懲處力度”。

第八，權利人商標的顯著性及知名度。事實上，法院在決定是否對侵權人適用懲罰性賠償時不僅會考慮侵權人方面的一些事實，同樣地，法院也會考慮權利人權利商標本身的顯著性及知名度。在 “約翰.迪爾”案和“吉尼斯”案中，法院均將權利人商標的顯著性及知名度作為考慮因素。而在“小米生活”案中，對權利人所擁有的“小米”商標的馳名商標認定是適用懲罰性賠償的重要前提。

第九，侵權人的侵權規模、范圍、持續時間、獲利等。這些事實上在很多判例中是屬于法院適用懲罰性賠償所依據的重要前提。在目前的司法實踐中，侵權的規模越大、范圍越廣、持續時間越長、獲利越多，法院就越傾向于頒發商標侵權懲罰性賠償。在以上的各個案例中，法院均對該類情節做出了認定并作為懲罰性賠償的適用參考。

室溫下，分別用超純水配制50 mL質量濃度為200 ng·L-1的HHCB和AHTN溶液，FeSO4投加量為 400 μmol·L-1，分別投入不同用量的 H2O2，使Fe2+/H2O2摩爾比分別為1/5、1/4、1/3、1/2、1、2，反應時間為60 min。不同Fe2+/H2O2摩爾比下HHCB和AHTN的去除率如圖8所示。

雖然以上總結的具體判定要素均屬于“惡意侵權、情節嚴重”的判定要素，但法院一般在其判決書中并不會直接指出哪些要素是用于認定“惡意”的、哪些要素是用于認定“情節嚴重”的。有鑒于此，本文將在下面的第三部分中，在本部分的基礎之上，對于認定“惡意”和“情節嚴重”的相關要素進行簡要總結和區分，并對其中的相關問題進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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