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專欄作家托馬斯·弗里德曼兩年前發表著作《世界是平的》的時候，第一次把中國的大連和印度的班加羅爾聯系在一起，并告知全球：“大連是中國的班加羅爾”。但他還無法預知，在全球范圍迅速發展的服務外包產業將如何影響著中國經濟的未來格局。

將中印兩國加以比照似乎已成當今西方輿論的流行偏好。而從近年來中印在軟件及信息服務外包業務上的競爭態勢上看，“龍象之爭”走向“龍象共舞”正逐漸成為一種主流表述。

影響“中國制造”的未來

服務外包是企業將IT系統開發和架構、應用管理、業務流程優化等自身業務需求通過外包由第三方（即服務外包提供商）來完成，以專注企業核心業務，更好地實現企業經營目標的經濟活動。發包方可以是企業，或是政府和社團機構等，其服務可以提供給本國市場、東道國市場或第三方市場。服務外包是社會分工不斷細化和IT技術發展相結合的產物。在全球新一輪產業轉移的大潮中，服務外包逐漸成為新的重要推動因素。當前迅速發展的服務外包，是跨國公司從“多元化”向“歸核化”戰略調整的新興產物，同時也為那些尋求服務業發展機會的國家提供了不可多得的機遇。

2006年，全球服務外包保持平穩增長，其中，離岸外包發展迅速，以超過20％的速度增長，半數以上的歐美公司計劃將更多服務外包到海外。從市場結構來看，全球服務外包業務正逐漸從最基礎的技術層面的外包業務轉向高層次的服務流程外包業務，BPO（商務流程外包）將繼續保持高于ITO（IT開發外包）的增速快速增長。從服務外包市場分布來看，主要集中在北美、西歐、日本、亞太和拉美地區，其中，美國服務外包市場較為成熟，亞太地區保持強勁增長，成為全球服務外包業務增長最快的區域之一。隨著業務范圍逐漸擴展，發包商逐漸傾向于將ITO和BPO業務捆綁，以滿足企業自身技術和業務的需求。

在過去的10年里，中國利用全球制造業產業轉移崛起為全球制造大國。如今，中國在下一個10年能否從服務外包浪潮中獲得類似“中國制造”所帶來的巨大收益?

對很多中國人來說，印度班加羅爾的軟件信息服務外包，看似有點不可逾越。

班加羅爾，不僅僅是復制

班加羅爾是印度南部一個全球知名的軟件城市，因出色的軟件生產和對歐美服務外包業務而成為全球第五大信息科技中心，班加羅爾也因此成為“印度的硅谷”。

據了解，2005年中國單純軟件和信息服務的出口只有9億美元，而印度當時是230億美元。目前印度服務外包公司的從業人數萬人以上的比比皆是，其中印度最大軟件外包公司塔塔咨詢服務公司(TCS)員工總數已達6.9萬人。而中國目前超過萬人的同類企業只有東軟一家。

也因此，將大連與班加羅爾相比，讓人懷疑：大連真的已經成為中國的班加羅爾了嗎？

縱觀全球信息產業的發展，班加羅爾是唯一個靠外包服務成為軟件中心的城市。而印度之所以在信息產業尤其軟件開發領域領先中國大陸，主要有以下原因：其一，和中國同樣低廉的勞動力、知識成本；其二，曾經的殖民地國家，語言上對應英美的優勢；其三，印度政府對服務外包的政策引導。
大連在軟件信息服務外包上的探索已有一定“口碑”，被國家定為“軟件產業國際化示范城市”、“國家軟件產業基地”，及“國家軟件出口基地”和“中國軟件歐美出口工程試點基地”。2006年8月又被評為中國首個“中國服務外包基地城市”。目前，大連服務外包業務，已覆蓋各個領域，從最初的軟件研發，逐步擴展到信息技術外包和業務流程外包，一些附加值高的外包業務如風險管理、金融分析等也落戶大連。2006年大連軟件和信息服務業總產值達145億元，從業人員超過5萬人。規模過2000人的企業有8個。

有調查顯示，2006年大連GDP增長16.4%，服務業增加值所占比重達到44.1%，已經超過工業增加值。大連在國內同類城市中開創了先河。軟件及信息服務外包產業在大連市目前產業當中增長速度最快，連續9年增速均達50%以上。

大連市外經貿局提供的資料顯示，截至2006年底，大連市專業從事軟件和信息服務業的企業已經超過600家。其中外資企業超過200家；世界500強企業38家；名列全球領先的前10大ITO和BPO服務提供商中，有6家在大連開展外包業務。從2001年起，大連軟件園先后提出了“中日軟件產業合作戰略門戶”、“中國IT外包中心”、“東北亞服務外包中心”等品牌戰略，欲使大連個性鮮明，在服務外包產業爭占一席之地。

為“復制”班加羅爾，自2003年開始，大連不惜重金打造軟件產業帶。其一是2003年開始規劃、總投資150億、位處旅順南路的133平方公里高新技術產業帶。以軟件產業的研發和生產為主，同時發展與之相關的信息服務業、信息與通信技術產業、教育培訓及科技研發型實業。按規劃，2010年該處將建成世界一流的科技產業生態長廊———中國“綠色硅谷”。其二為今年6月奠基的90平方公里甘井子區大東溝服務外包基地，該產業帶的靜態總投資為150億元人民幣，是“大連服務外包基地”。大連市政府規劃用5年左右時間，實現全市承接服務外包的總收入接近1000億元，從業人員達到20萬人，讓大連在國內保持該產業的優勢地位，并成為“世界級的服務外包承接基地”。

產業轉移的天時與東北亞重要城市建設的地利外，人力支援成了大連服務外包產業急速擴大的基礎。為了解決軟件服務外包人才緊缺問題，近年大連的22所大學都設置了與軟件相關的專業或專門的信息技術學院，大連還采取政府搭建平臺與其他省市進行合作、引入外部人才、校校合作、校企培訓訂單式服務等辦法，加大人才儲備。大連軟件園建園之初就與東軟集團合作成立國內第一個培養專業IT人才的高等學府———東北大學東軟信息學院，大連軟件園股份有限公司亦設立綜合人力資源解決方案中心，配合政府多次組織全球人才巡回招聘會。如今這個服務外包產業基地已具有產學研一體的特色。

在所有外包服務中，大連對日外包尤為突出。目前該業務已占到大連軟件出口總量的80%以上。大連之于日本，正如印度之于美國。

但現在占領日本市場已不再是大連服務外包的唯一目標，大連正試圖把服務外包之夢向全球擴展。在最近召開的第五屆軟交會上，市長夏德仁重新定位：“大連應該建設成為全球軟件和服務外包新領軍城市。”隨著全球軟件和服務外包的規模迅速擴大，大連作為東北亞地區的重要城市，完全有條件成為新的領軍城市。

無論是要做“中國的班加羅爾”還是要打造“全球軟件和服務外包新領軍城市”，都必須參與全球軟件和服務外包分工的競爭，大連也必須從歐美市場獲取一定份額。

據了解，盡管大連已經承接了日本80%以上的服務外包業務，但日本的外包量在全球外包市場的份額只有10%。全球主要發包國為美國，其發包量占全部份額約65%，其中60%被印度拿走。從某種意義上講，向歐美市場進軍才意味著中印服務外包真正的較量即將開始。

大連市軟件行業協會副理事長江洪波說，目前大多數大連企業對日服務，承擔的都是人員占用最多、技術含量最低的編程和測試環節，而美國對印度的外包是全過程的，這使得印度更全面、系統地獲得了IT的核心技術。真正的IT原創技術在美國而不是日本。所以他認為，沖向美國市場是試圖取得自強的中國軟件企業必然的選擇。

中國的大連瞄準班加羅爾，利用遠東地區對日本的區位優勢，發揮大連的資源整合能力，已經取得初步的、值得世界震驚的成就。

但是，僅此就可以滿足嗎？不是的。我們不能光把追趕班加羅爾作為目標，還要有戰略眼光，做我們的服務外包戰略。

首先，要加大對服務業，尤其對服務外包的扶持力度。雖然這幾年對三產的支持遠勝于新中國的任何時代，并且出臺一些政策、文件，但還遠遠不夠，中國不是在“趕時髦”，而是要“追、趕潮流”。更重要的是這些政策扶持，包括資金、稅收、調控和引導等等，什么時候才能讓企業、參與到服務外包的企業受益。

其次，應統一規劃全國的服務外包發展，防止重復投資建設、惡性價格競爭。大家知道，服務外包就是勞動力價格競爭，而國家也發布、認定了十幾個外包基地。但是與此同時，國內的惡性競爭會相伴而生。為防止這種局面，國家應該主導各地的對外服務方向，經過統籌協調，避免價格競爭。既可以有效地延長服務外包的服務時間，更長時間的發揮中國外包方面的優勢，又可以確保服務外包價格的良性發展。

與此同時，引導教育投資向服務外包方向做深、做精、做透、做大。現在的一些外包公司和外包服務人員，雖然在做外包，可是一旦與被服務對象接觸，即顯現技術上幼稚。如此，誰還敢給你業務呢？現在，大連的東軟學院規模宏大、人才濟濟，如何在其他地區、尤其是國家認定服務外包基地也發展類似的大學、機構，認真地培育培養人才，技術上精益求精、語言上更貼近被服務對象，才是我們要考慮的最重要問題。

服務外包的中國優勢

印度的勞動力成本未來可能上升30%以上，加上大量的人才流失，中國的優勢因素日見顯著。為此，越來越多的歐美軟件巨頭把“軟件外包”的目光轉向中國，這意味著中國不可避免地成為印度對歐美市場外包最大的競爭對手。

印度顯然意識到這一點，“大象”已經開始反擊，尤其是對中國的內需市場和日本市場，印度的軟件巨頭甚至與中國的軟件企業開始“短兵相接”。

薩帝揚公司是印度第三大軟件開發商，2002年1月29日初來上海時被形容為一頭闖進中國的“印度象”。進入中國市場不久，他們就拿下了中興、華為兩公司的大型軟件外包項目，顯現出印度軟件外包實力非同一般。之后，又有Infosys（信息技術系統公司，印度第二大軟件公司）、Wipro（威普瑞）、ZenStar和Pentasoft進入中國。現在，在山東的威海軟件園、煙臺世紀東方軟件園和江蘇軟件園都可以見到印度軟件公司的影子。

目前，已經有十幾家印度軟件公司在中國設立了辦事處，或與中國的IT企業進行外包合作，或切入東亞其他國家的軟件外包市場。至少有一半以上印度軟件公司有來華的想法。預計四、五年后，來華開展業務的公司至少將達到50家。進入中國市場的印度軟件公司將市場定位在電信、制造業和航空等行業軟件方面。

據統計，目前印度公司參與的IT服務合同約占全球ＩＴ服務合同總金額的7％。這其中，塔塔咨詢公司、Infosys公司和維普羅公司等大型企業扮演了重要角色,出色的業績讓印度人很驕傲。印度軟件巨頭Infosys董事長納拉亞納•穆爾蒂不久前表示，他認為印度軟件業領先中國20年。

事實上不僅僅是印度，越來越多的國家正加入這個軟件外包的隊伍。俄羅斯正成為新興的全球服務外包研發中心，2006年俄羅斯軟件外包產值4.9億美元；菲律賓在搶奪印度呼叫中心企業的飯碗，在未來的5－7年里，菲律賓有望發展成為亞太地區最大的呼叫中心市場。日本扶植越南的外包產業，越來越多的越南年輕人將進入軟件外包、呼叫中心、后臺處理和全球信息經濟等領域工作。

SYNNEX公司是全球第三大軟件分銷巨頭，目前正雄心勃勃計劃在2-3年內在成都組建2000人的軟件外包及IT服務團隊。業內人士稱：中國軟件服務人才數量與印度基本持平，而成本優勢明顯，平均成本低于印度30%-50%，同時，歐美國家忌憚將雞蛋放在印度一個籃子里。

“外包的利潤并不低，印度外包巨頭長期把持高利潤。”東軟高級副總裁盧朝霞認為，雖然中國并不會實質威脅到印度的市場份額，但是只要中國軟件外包業向美國市場進軍，同時中國軟件業質優價廉的信息在美國客戶當中流傳開來，美國客戶就有充分的理由“打中國牌”，要求印度公司降價，使印度的壟斷利潤迅速削減。

國際咨詢顧問吳向宏的專欄文章也認為，由于印度害怕失去超額壟斷利潤，這對中國軟件外包來說無疑是個機會。通常軟件服務業大公司的毛利潤率在15%左右，凈利潤率在3%。而印度軟件外包服務公司，如Infosys，其毛利潤率高達42%，凈利潤率高達驚人的26%。

Gartner近日發布的一個調查報告雖然出人意料，但是卻從一個側面反映了這一點。

這個報告調查了全球幾十個國家的外包商未來選擇外包合作伙伴會選擇哪個國家的企業。排在第一的是愛爾蘭，第二是墨西哥，第三是巴西，第四是菲律賓，第五是中國。而在這個報告里面，最令人吃驚的是印度的位置，排在20個國家里面倒數第一，倒數第二的是俄羅斯。

東軟集團董事長劉積仁認為，這個分析報告說明了幾個因素：一是勞動力價格的上漲，印度的勞動力成本未來可能上升30%以上；二是人員的流動率，這兩大因素導致歐美外包商在未來可能會選擇三個或者幾個國家一起外包。“這也使中國企業可以從中吸取教訓，保證人才供應和客戶滿意才能保證外包業務不流失。”

其實，我國發展服務外包有自己的優勢，政治穩定、基礎設施健全、低廉的外包人才儲備等都吸引著外包界的目光。Gart?鄄ner咨詢公司副總裁黃大剛認為，外包大國印度每年人才流失率在20％左右，人員成本也在不斷增加，基礎設施條件比不上中國，今后5年將出現50萬人的人才缺口。而我國有100多萬IT服務人員，其中60％-70％是軟件工程師，預計每年還將以30％的速度遞增。高質量廉價的人力有利于國際外包企業降低成本。

政府也開始意識到這一次機遇的重要意義，開始加大推動力量。

由于在節約資源、保護環境、發揮人力資源優勢等方面，承接服務外包比承接制造外包有明顯的優勢，像印度、中國、墨西哥等發展中國家無不高度重視這次新的世界產業轉移機遇。今年3月國務院頒布的7號文件《關于加快發展服務業的若干意見》提到，要把承接國際服務外包作為擴大服務貿易的重點。同時，政府還送出15%所得稅優惠稅率的大禮包給外包企業。

另據了解，商務部已經決定實施促進服務外包產業發展的“千百十工程”，主要目標是：在“十一五”期間，在全國建設10個具有一定國際競爭力的服務外包基地城市，推動100家世界著名跨國公司將其一定規模的服務外包業務轉移到中國，培育1000家取得國際資質的大中型服務外包企業。目前，商務部、信息產業部、科技部已共同認定大連、西安、成都、深圳、上海、北京、天津、南京、濟南、武漢、杭州等11個城市作為“中國服務外包基地城市”。

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盧鋒教授認為，“我國正在進行由制造業向服務業的產業調整，利用服務外包這一機遇實現快速轉型，具有深遠意義”。

服務外包依賴制造業的發展

積極承接服務外包、努力發展服務產業無疑是正確的，但中國經濟體的現狀還不足以支撐在較短的時間內讓“世界辦公室”取代“世界制造中心”。因此，中國應在建設一個新型、合格的“世界制造中心”的前提下，協調發展服務外包業，不可因后者的過分超前發展而阻礙了前者的形成。這才是實現由“中國制造”向“中國服務”跨越的正確路徑。

跨國公司出于對降低成本、提高核心競爭力、開辟新市場等利益的考慮，在信息技術的支撐下，紛紛將非核心服務活動轉移出來，已形成世界產業轉移中一道新的亮麗風景線。目前，像印度、中國、墨西哥等發展中國家無不高度重視這一世界產業轉移的機遇。在這樣的背景下，便出現了“承接服務外包實現從‘中國制造’向‘中國服務’的大跨越”，“完成從‘世界工廠’向‘世界辦公室’的轉變”，“讓服務經濟取代制造經濟”之類的豪言壯語，這彰顯出國人寄予這輪產業結構調整能形成新經濟形態的急切憧憬。然而，發展服務外包果真能較快地推動“中國制造”向“中國服務”跨越嗎？

我國現階段的經濟社會特征決定了承接世界制造業轉移仍然是主體，“世界制造中心”的角色定位還要持續很長一段時間。改革開放后，我們抓住了世界制造業轉移的機遇，以年均9.7%的高速增長躍身為世界第四大經濟體，制造業的貢獻居功至偉。但按照一般的認同，我國尚處于工業化的中期，城鎮化水平只達到43.7%,在“世界并非都是平的”背景下，一個13億人口的發展中大國對于制造產品的對外依存度過大是不可想象的，就算是完全的自由貿易和國際投資，保持足夠的制造業比重也是大國的全球義務。

更何況，我國人力資源的狀況、制造業對整個經濟的引擎作用等諸多因素決定了我國不能放棄繼續承接制造業的轉移，打造“世界制造中心”。現實中，常有人以與我國經濟發展水平接近的印度的服務經濟主導模式來支持與此相反的觀點。誠然，印度是當今發展服務外包業最成功的國家，占有全球軟件外包市場總額的65%以及全球外包服務市場份額的46%，服務業占據了國民經濟的半壁江山，近5年來持續著8%左右的高增長，經濟總量上升為全球第9位，是世界經濟發展中的一大亮點。但作為發展中的大國，制造業的整體薄弱，制造業對傳統農業的改造乏力和城鎮化的嚴重滯后，印度同時也是當今“二元經濟”最典型的國家之一，制造業的薄弱是困擾印度經濟的“硬傷”。為此，最近兩年，印度政府不斷出臺《印度制造業國家戰略》等同類政策文件，引導資金流從服務業轉向制造業，平衡產業比例，擴大就業崗位。可見，與中國同為發展中大國的印度，盡管服務業發展可圈可點，仍然免不了需補上“制造業”一課。

對于中國來說，目前發展服務外包業本身就得依賴我國制造業的充分發展，尤其是在發展初期。制造業的充分發展為服務外包提供了廣闊的市場需求。從服務外包的兩種形式———信息技術外包（ITO）和商業流程外包（BPO）在我國的發展情況看，目前大多由跨國公司直接投資形成的外資企業在承接國外轉移過來的信息技術和商業流程服務。

例如，上海市2004年軟件出口最多的兩家企業分別是上海西門子移動通信和上海貝爾阿爾卡特。但外資服務公司并非僅僅局限于為母公司或國外其他公司提供服務支持。中國本土制造業的強勁之勢和制造業帶動中國經濟的整體繁榮所產生的巨大服務需求，即在岸服務外包的無限前景正是吸引外資進入的又一重要原因。據報道，目前我國服務業共有外商投資企業7.5萬戶，比上年增長106%，外商看中的正是潛力極大的中國服務市場。但是，若沒有制造業的充分發展，服務需求的增長就會少了“引擎”，外資服務企業就會缺少依托的根基，無根性的外資在逐利本性的驅使下就有轉投他處的可能。

制造業的充分發展能為承接服務外包奠定良好的基礎。目前對于我國承接世界服務外包存在英語水平低、技術和管理實力薄弱、知識產權保護與行業標準等法律法規不完善、相關政策滯后等諸多障礙性因素。我們不但可以在承接服務外包轉移、發展服務經濟過程中不斷去除這些不利因素；而且還可通過強化我國與世界企業在制造平臺上已有的良好合作關系，為承接服務外包掃清障礙。這種以迂為直的思路在發展與制造業緊密相關的物流、銷售、售后服務等外包服務時效果尤為突出。

外包如何擺脫受制于人

就在中國已經成為承接全球制造業外包最重要地區，并且致力耕耘之時，值得注意的是，國際外包產業鏈已經迅速升級，并被賦予了新的深層含義。除了制造業，IT軟件、貿易、設計、研發等環節的服務外包正成為全球最新一輪的產業轉移。中國商務部外資司司長李志群表示，中國必須靠新一輪的產業轉移，推動自身的產業升級，以免長期受制于人。

國際外包方面，最近跟中國直接相關的幾個鮮明例子包括，2006年7月，美國將旗下負責全球數碼相機生產的上海工廠外包給了專事OEM制造的新加坡偉創力集團，但同時表示將在中國繼續保留相機銷售研發設計團隊；飛利浦在早幾年將旗下手機制造外包給中國電子集團后，今年將包括手機研發、售后、設計甚至品牌都打包賣給(授權)中國合作伙伴；試想一下，印度的軟件工程師罷工，將招致全球IT業界多大的打擊，而“東莞塞車，全球電腦硬件立馬漲價”也并非只是黑色幽默。

長期研究跨國公司外包現象的復旦大學陳達海教授分析，無論是對發包企業還是對承包企業而言，都存在利弊。

對發達國家來說，它們掌握著外包的主動權，所以一切從利潤出發，隨時可以控制其范圍和規模，使本國受外包的負面影響降到最小。不過隨著制造業大規模轉移出本土，過多的外包使得當地的就業水平遭受嚴峻考驗。

飛利浦中國區首席市場營運官陳繼均則認為，近年來歐洲的報章傳媒每過一段時間便會炒作一次“中國威脅論”，主要原因就在于外包影響了當地就業市場。歐洲政府只能在本土企業的市場行為與保證本國就業間努力尋求平衡之道。

但對于像中國這樣的發展中國家而言，短時期內承接外包，做全球制造業“苦工”有助于促進中國的經濟發展及就業，但也存在著本土經濟產業被全球性企業所“殖民化”的風險。此外，過多地承接外包，對于像中國這樣的發展中國家創造自有品牌、核心技術及產品，往往也是弊大于利。

我們稍微留心就會發現，為迎接信息技術外包的產業轉移趨勢，各地在“有條件要上、沒有條件，創造條件也要上”等口號的鼓舞下，科技園、軟件園如雨后春筍般地建立起來。影響大點的都力爭成為“中國的硅谷”、“中國的班加羅爾”，影響小點的也習慣在“硅谷”、“班加羅爾”之前冠上當地地名，擺出一副“欲與他人試比高”的姿態，以為從此都能搭上“服務外包”這趟經濟快車。殊不知，有多少科技園、軟件園有“園”無“業”，不少甚至是門可羅雀，一片蕭條。可見，“服務外包至上”理念在一些地方正引發為新一場“急功冒進”的資源配置浪費。這一“新型泡沫”的出現正是我們要警惕的。

中國信息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