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蘭州商學院金融系,蘭州,730020)(天津社會科學院,天津,300191)
[內容摘要]:本文從規模、質量、區位優勢三個方面分析了中國和印度對FDI的競爭,并在此基礎上對中印FDI競爭的焦點產業制造業進行了分析。文章認為,雖然總體上中國在吸引FDI方面與印度相比仍占據優勢,但這種優勢絕對不是壓倒性的,中國在吸引FDI方面必須轉型。
[關鍵詞]:中國;印度;FDI;競爭
印度于1991年開始實行改革開放政策,近年來經濟發展迅速,利用外資規模不斷擴大,美國、歐洲許多高技術、高附加值產業逐步向印度遷移。為了吸引更多的外資,印度政府于2006年初頒布了外國投資促進法,通過降低稅收、放寬行業準入來吸引外國直接投資;同時,印度政府還成立了“外資促進委員會”,專門負責處理在引資過程中所遇到的問題;此外,印度還效仿中國,通過經濟特區來帶動全國。因此,一些專家預期,印度將步中國后塵,成為外商投資的新目標。于是,對中印FDI比較的研究在近幾年成為理論界熱點問題之一。從現有文獻看,這些研究主要集中于中印利用FDI的規模、結構、法律法規、影響外商投資的因素等方面的比較(shang-jin Wei,2000;Nimpam Bajpa&Nandita Dasgupta,2004;祝年貴,2003;郝前進、雷志友,2004;唐以今,2005;方慧,2006;吳晨瑜,2006;李凡、王巾英,2006等);中印利用FDI績效比較(李潔,2005;李大偉 、何菊香等,2006);而對于中印在FDI方面的競爭只是作為其中一個方面簡單提及,并無深入分析(郝前進、雷志友,2004;張宏,2005)。實際上,隨著印度經濟的迅速發展及外資政策的調整,印度作為與中國毗鄰的國情相類似的大國在亞洲地區已經成為中國吸引外資的一個重要競爭對手,那么,印度在引資方面能對中國構成威脅嗎?中國又該如何應對?下面我們從二者的相互對比中來尋找答案。
一、FDI規模競爭——印度對中國構成威脅了嗎?
近年來印度成為FDI主要目的地之一,于是關于印度能否趕超中國的討論從2004年以來一直持續不斷。為了對中印FDI競爭狀況進行分析,我們首先選取了中印兩國有關FDI的幾項指標(見表1)加以比較。由表1可知,中國和印度從20世紀90年代開始都吸收了大量的FDI。從中國與印度利用外資部分指標(見表1)的統計數據可以看出,印度引進外資不論是從流量角度還是從存量角度都遠遠少于中國。雖然2004年以后印度FDI流入量大幅度增加,但截止到2006年底,印度吸引FDI的存量僅僅是中國的9.56%,印度2006年FDI流入量也只是中國吸引外資的27.36%,印度FDI存量占GDP的比重也遠遠低于中國。
表1 中印FDI比較
FDI存量
(10億美元) FDI存量/GDP (%) FDI流量
(10億美元) FDI流入增長率(年 %)
中國 印度 中國 印度 中國 印度 中國 印度
1990 24.8 1.5 7 0.5 3.5 0.1 2.8 -76.3
2000 348.3 21 32.3 4.5 40 4 1.1 97a
2001 395.2 27.1 33.2 5.6 46.8 6.1 14.9 52.2
2002 447.9 31.8 36.2 6.2 52.7 4.7 12.5 -24
2003 501.47
36.3 29.6e
6.4 53.51 4.5 1.54 -4.26
2004 542,257e
43,595
28e
6.3
64.07 5.54 19.73 23.11
2005 621,384e 50,260 27.3e 6.2 60.3 6.45 -5.88 16.43
2006 702,516e
67,148e
26.1e
7.4e
63.2 17.29e 4.81 168.06
注釋:a 此處大幅度增加是由于FDI定義口徑的變化;e為估計值。
資料來源:1990,2000-2002數據來源于World Investment Report(UNCTAD)2003,Reserve Bank of India(2004),世界銀行與高盛公司;2003-2006年數據根據BVD中的EIU CountryData(EIU各國宏觀經濟指標寶典)整理計算而得,其中2003-2006年中國FDI流量來源于商務部外資司。
由上可知,中國在吸引FDI總量上占有絕對優勢,而印度則少得多。但僅僅絕對量上的簡單對比也許并不能說明問題,尤其不能說明將來中印各自的引資潛力。下面我們通過中印各自的FDI流入業績指數(Inward FDI Performance Index)和FDI流入潛力指數(Inward FDI Potential Index)①排名對這一問題進行更深層次的探討(見表2)。
表2 FDI流入業績指數和FDI流入潛力指數排名
1990 1995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中國 FDI流入業績指數排名 46 14 52 57 50 42 45
FDI流入潛力指數排名 41 61 44 44 41 38 - -
印度 FDI流入業績指數排名 98 110 120 121 121 118 112
FDI流入潛力指數排名 76 92 91 88 84 85 NA
資料來源:UNCTAD,world investment report 2005,United Nations,New York and Geneva,2005,P274。
指標顯示,1990-2004 年期間,在140個國家的FDI流入業績指數和FDI流入潛力指數排名中,印度均遠遠落后于中國,而且這種差距還在擴大——FDI流入業績指數從1990年相差52名擴大到2004年的相差67名,FDI流入潛力指數從相差35名擴大到2003年相差47名,這在一定程度上說明印度在FDI方面并沒有對中國構成真正的威脅。當然,我們也不能因此而高枕無憂,因為從FDI流入業績指數和FDI流入潛力指數之間的差距來看,中國二者的排名相差很小,說明中國吸引FDI的現實業績已基本達到了其潛力值,因此將來FDI大幅增加的概率不太大;而印度則相反,FDI流入業績指數和FDI流入潛力指數之間的差距很大,且從1990年相差22名增加到2003年相差33名,說明將來印度在吸引FDI方面還有很大的潛力。而這一點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解釋為何在中印引資規模差距極大的情況下,我國卻對中印FDI競爭會產生諸多擔心。但是如果我們進一步研究就會發現,雖然印度從1991年開始放寬了對外國直接投資的限制,但在開放了十幾年后其FDI業績指數及FDI流入潛力指數排名卻都是下降的,而我國則略有上升,這表明在各國對外資采取了更多的自由化、更積極的激勵、更少的規制政策之后,印度與其他大幅度改善外國直接投資政策的國家相比,在對外資的吸引力方面仍存在差距,但我國卻依然占有一定的優勢。所以,雖然印度對外資的吸引力急劇增加,但與我國相比差距還是比較明顯的。2005年聯合國貿發會議所作的2005-2008年FDI前景展望調查也反映了這一點(見圖1)。
圖1 全球最有吸引力的商業地點:專家和跨國公司的反饋
注釋:a 按照被認為是最有吸引力的地點的數量多少來為各個國家排序。
資料來源: UNCTAD (www.unctad.org/fdiprospects).
從上圖可以看出,雖然在跨國公司對全球最有吸引力的投資地點進行的調查反饋中印度僅次于中國排在第二位,但從具體數據來看,中印之間這一名之差卻相差36個百分點,印度與中國還相距甚遠。專家反饋意見也是如此,中印兩名之差的差距是43個百分點。
綜上所述,印度在引資規模方面對中國的威脅短期內還不足為懼,但我國引進外資的目標之一是促進我國的技術進步,那么,在引入高技術外資方面中印之間的競爭又是什么格局呢?我們還能坦然面對嗎?
二、FDI質量競爭——中國處于劣勢嗎?
中國在二十多年的改革開放中已吸引了大量的外資,基本解決了我國國內建設資金不足的困擾,目前面臨的主要任務是在保證引資規模的前提下提高引資質量。而印度多年來“由高到低”的外資路線、高科技領域大量的有豐富經驗的并具有英語天賦的人力資源、具有相對優勢的IT產業和軟件產業,使得許多人對我國與印度在高技術領域外資的爭奪方面信心不足,下面我們就此問題進行分析。
1、中印FDI的來源地。由于各國的技術水平存在較大的差異,因此來自不同國家的外資往往代表著不同的技術水平。一般認為,歐美等國家的外資偏重于服務業、研究密集型和高科技制造業,技術水平相對較高;而亞洲發展中國家如港澳臺的外資則偏重于加工業,以勞動密集型為主,技術含量相對較低。下面我們從中印FDI的主要來源來對其引資質量進行一下初步推斷(見表3, 表4)。
表3 2002-2004年對華直接投資前十位國家和地區投資一覽表
單位:億美元
國別
(地區) 2004
國別
(地區) 2003
國別
(地區) 2002
金額(美元) 比重(%) 金額
(美元) 比重
(%) 金額
(美元) 比重
(%)
香港 189.98 31.33 香港 222.58 44.38 香港 178.61 33.86
維爾京群島 67.3 11.1 美國 44.09 8.79 維爾京
群島 61.17 11.6
韓國 62.48 10.3 日本 41.39 8.25 美國 54.24 10.28
日本 54.52 8.99 臺灣省 36.49 7.28 日本 41.9 7.94
美國 39.41 6.5 維爾京
群島 30.16 6.02 臺灣省 39.71 7.53
臺灣省 31.17 5.14 新加坡 23.53 4.69 韓國 27.21 5.16
開曼
群島 20.43 3.37 韓國 19.69 3.93 新加坡 23.37 4.43
新加坡 20.08 3.31 英國 11.44 2.28 開曼群島 11.8 2.24
薩摩亞 11.29 1.86 德國 8.85 1.76 德國 9.28 1.76
德國 10.58 1.75 法國 6.15 1.23 英國 8.96 1.7
其他 99.06 16.35 其他 57.1 11.39 其他 71.18 13.5
總計 606.3 100 總計 501.47 100 總計 527.43 100
a各年度數據均為實際使用外資金額。
資料來源:2002、2003年數據來源于《中國商務年鑒》,2004年數據來源于《2005’中國外商投資報告》。
表4 印度2000-2002吸收FDI的來源地
單位:百萬美元
毛里求斯 美國 英國 德國 荷蘭 日本 法國 新加坡 瑞士 韓國 其他 總計
2000 843 320 61 113 76 156 93 22 8 24 194 1910
2001 1863 364 45 74 68 143 88 54 6 3 280 2988
2002 534 268 224 103 94 66 53 39 35 15 227 1658
資料來源:轉引自郝前進、雷志友. 中印利用FDI比較研究. 世界經濟研究,2004,12,P53。
從表3、表4可以看出,中國吸收外商直接投資來源地比較集中,亞洲十國(地區)① 尤其是中國香港、臺灣和東南亞為我國吸收外資主要來源地區,部分自由港(維爾京群島、開曼群島、西薩摩亞等)對華投資也占一定比例且增幅較大。從表4中看出,對印度進行直接投資居第一位的是毛里求斯,亦是一個自由港,緊隨其后的是美國、英國、德國等發達國家,可見印度的外資來源以發達國家為主。因此,從中印不同的FDI來源地我們可以初步認為,印度引進外資的技術水平相對較高,吸引外資的質量高于中國。
2、中印FDI的行業分布。印度引進外國直接投資時強調外資的質量,印度人民黨曾提出“要計算機芯片,不要炸土豆片”的口號,據印度的前財政部長曼摩罕?辛格博士稱:印度批準的外國投資 85%以上是在優先發展的部門,包括基礎設施部門,這在某種程度上反映了印度更注重技術的引進并利用外資進行基礎設施建設。90 年代初至 2002 年,印度批準的外國直接投資主要流向能源、電信等基礎設施部門。近年來,外國直接投資主要集中在基礎設施、軟件業、服務業(尤其是 IT 業)和技術上具有復雜性的資
圖2 中印離岸業務的細分比例
資料來源:轉引自程苓峰:跨國公司重估中國,中國企業家,2006,6,P80.
本密集型制造業。與印度相比,中國這些年所吸引的FDI在中低端技術產業與勞動密集型產業占絕大多數,高科技比重偏低,而且絕大多數FDI集中在傳統制造業、房地產業,流入現代服務業的FDI比重很小。科爾尼管理顧問公司對2005年IT、業務流程和呼叫中心等離岸業務進行排名,印度牢牢占據榜首。另有數據稱,目前全球軟件和后端辦公服務外包市場上,中國占到4.9%,而印度占到40%以上,預計2008年會升至51%(程苓峰,2006)。而且在軟件和流程外包領域,中國還無法和印度競爭,中國在吸引外資上偏重于制造而忽視軟件,據科爾尼提供的數據,制造幾乎占到中國FDI的一半(48%),在印度只占到3%;而IT(設計、支持、服務)和網絡中心在印度占63%,中國僅10%(見圖2)。
3、跨國公司在中印的 R&D對比。R&D是創新的重要來源之一, 跨國公司通過設立在各國的研發中心進行新技術的研究開發,不僅加大了向東道國技術轉讓的規模和加快了向東道國技術轉讓的速度,而且可以把東道國納入其全球研發體系和網絡,因此,跨國公司的研發中心在東道國的技術創新體系中發揮著越來越大的作用。一般情況下,跨國公司在一個國家投入的研發費用越高,設立的研發中心越多,則對該國的技術進步越有利。因此比較中印兩個國家R&D的情況也可以反映出兩國未來技術進步的潛力。聯合國貿發會議對R&D支出最多的跨國公司的調查顯示,2004年中國已排在跨國公司當前國外研發目的地的第三位,而印度則排在第六位(見圖3),中國比印度高出10.3%。
圖3 跨國公司2004 年國外研發目的地(單位:%)
資料來源:UNCTAD survey, 轉引自:UNCTAD. World Investment Report 2005,United Nations,2005,P133。
另外, 在聯合國貿發會議調查的最具吸引力的未來(2005年——2009年)研發地點中,中國排在第一位,印度則排在第三位,但中印差距較大(中國比印度高32.4%)。這說明,無論是現在還是未來幾年,中國對跨國公司研發的吸引力都大于印度,這意味著中國通過吸引FDI促進本國技術進步方面的潛力遠遠大于印度。
圖4 聯合國貿發會議調查中最具吸引力的未來研發地點(2005-2009)
注:答復的百分比
資料來源:UNCTAD. World Investment Report 2005,United Nations,New York and Geneva,2005,P163。
如果說以上聯合國貿發會議所作的調查更多反映的是跨國公司的一種主觀意向,還沒有足夠的說服力的話,下面我們再通過一些具體的數據對這一問題進行進一步的分析。考慮到數據資料的可得性、真實性及權威性,我們以聯合國貿發會議在2005年《世界投資報告》中公布的美國跨國公司在國外R&D的情況進行分析(見表4)。①
表4 1999年美國跨國公司控股的國外分支機構的R&D員工數量
員工總人數(千人) R&D人員數量(千人) R&D人員占比(%)
中國 252.4 2 0.8
印度 62.2 0.2 0.3
資料來源:UNCTAD. World Investment Report 2005,United Nations,New York and Geneva,2005,P131.
從上表可知,1999年在美國跨國公司控股的外國分支機構中,無論是在進行R&D的員工總量上,還是在R&D員工占全部員工的比例上,中國都遠遠高于印度。在R&D員工總量上,中國是印度的10倍;在R&D員工占全部員工的比例上,中國是印度的2.67倍。所以,人們通常所認為的印度高端人才多并不代表印度總體研發人員多,研發能力強。因為印度經濟的發展還是有些畸形特征的,計算機、軟件等高科技產業的發達并不能代表它的整體科技水平,也不能說明它總體技術水平高。
“巧婦難為無米之炊”,研發人員多、所占比例高,如果沒有相應的資金投入也是枉然。下面我們再對比一下美國母公司控股的外國分支機構在中印的R&D支出,看這些“巧婦”是否有“米”、有多少“米”可以下鍋。
表5 美國母公司控股的外國分支機構的國外R&D支出
單位:百萬美元
R&D支出金額 所占比例
1994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a 1994 2002
中國 7 13 25 35 52 319 506 b 646 0.1 3.1
印度 5 5 9 22 23 30 b b 80 -- 0.4
a 2002年的數據是初步估計。
b 為了避免暴露私營企業的運作情況,此數據的公布被限制。
資料來源:UNCTAD. World Investment Report 2005,United Nations,New York and Geneva,2005,P129.
從表5可以看出,美國母公司控股的外國分支機構在中國的R&D支出也遠遠高于印度,為了與相應的研發人員對比的需要,我們同樣選取1999年的數據,可以看出美國母公司控股的外國分支機構1999年在中國的R&D支出是印度的10.8倍,略高于研發人員的對比(10倍),這說明中國研發的人員數和投入的經費數是相匹配的,投入印度研發的人均經費并不比中國多。而且,從R&D支出金額來看,在中國的R&D支出從1994年的700萬美元增加到2002年的6.46億美元,增長了91倍,而同期在印度的支出只增加了15倍;1994年在中國的R&D投資是印度的1.4倍,到2002年則變為8倍。可見,美國母公司控股的外國分支機構在中國的R&D支出無論在總量上,還是在增長速度上,都遠遠高于印度。
從R&D支出金額所占比例來看,1994年到2002年美國母公司控股的外國分支機構投入中國的R&D支出大幅度提高,在中國2002年的R&D支出所占比例是中國1994年所占比例的31倍,是同期在印度所占比例的7.75倍。從以上可以推斷,中國吸引的跨國公司研發投入遠遠高于印度,這意味著中國在技術創新方面的潛力相應也遠勝于印度。
4、技術引進合適性比較。印度在利用外資中十分強調外國新工藝和新技術的引進,并且對引進的技術進行消化和吸收以適合本國的國情。印度把引進技術作為利用外資的重點,其投資主體為西方發達國家印度政府明文規定:一切印外合營企業中的外國技術都必須向印方公開,培訓相應的印度技術人員。對固守技術秘密或拒絕培訓印度技術人員的外商投資者,責令其停止在印的經營活動。印度政府還規定,外資控股企業時必須引進先進技術。與印度相比,盡管中國1992年就制定了“以市場換技術”的引資戰略,但事實上在引入外資中相當一部分地區卻違背了這個原則。為了能多撈政績,許多地方政府只重外資數量而忽略質量,導致了一些低水平、同類型、高污染甚至假外資的引進。雖然近兩年來,我國引進的外商直接投資技術含量在提高,技術密集型項目在增加,投資來源趨向多元化,但總的以港、澳、臺為投資主體的技術層次低的狀況沒有得到根本改善。其次,對外資進入的產業缺乏充分考慮,不能同我國的相關產業優勢結合起來,未能全面提升我國的產業結構。最后,引進外資時對技術的合適性考慮不夠,重引進、輕管理;重數量、輕質量,引進的技術水平滯后或者重復引進,形成中國利用的外資投在勞動密集型和一般加工工業的比重過高,不能滿足促進我國技術進步的需要。
總結以上分析,從知識經濟的角度來看,印度吸引的FDI主要流向了服務業和科技產業這些高附加值的產業,在世界產業分工上實現了戰略性的突破,占據了產業鏈的高端;而中國目前在世界產業鏈中占著一個低端的位置。因此在這一點上中國應該向印度學習,在引進FDI方面進行轉型,增加高科技行業及服務業領域FDI的比重;但是,我們同時也應該看到,雖然服務業和科技是印度經濟增長的火車頭,但僅僅依靠這幾個行業的快速發展而其余絕大多數行業的滯后對促進一個國家總體技術進步的作用還是非常有限的;而且,如果忽略了農業、制造業等,則這些被忽略的產業部門的落后也會成為印度未來經濟增長的瓶頸,因此印度今后在引入FDI過程中必須要考慮產業協調發展的問題。總體而言,從中印FDI現狀來看,印度吸引的外資質量好于中國,但中國在吸引跨國公司R&D方面所具有的明顯優勢、中國經濟結構更為健康合理的現實及中國政府對盲目吸收外資政策的矯正,使中國未來在高技術領域外資爭奪中大有潛力,中國利用外資的質量最終會超過印度。
三、區位優勢(引資環境)競爭——孰優孰劣?
根據鄧寧(Dunning 1973)的國際生產折衷理論,企業要從事對外直接投資,必須滿足三個基本假定,即所有權優勢、內部化優勢以及投資國的區位優勢。前兩項優勢是對投資企業提出的要求,而區位優勢則是對投資東道國提出的要求。區位優勢是鄧寧特別強調的一個因素,它是構成發展中國家吸收FDI決定因素中的核心。鄧寧用計量研究方法對影響FDI的因素進行分析,證明在特定區域進行FDI的三個決定因素:市場力量(市場規模及成長,它由接受國的國民收入決定)、成本因素(勞動力成本和勞動能力及國內通脹狀況)、投資環境(由外債狀況和收支平衡狀況決定)。后來的學者又對此問題做了進一步研究,將影響FDI的因素概括為如下:(1)東道國的國內市場規模,由市場的持續增長以及GDP的增長前景來測量;(2)基礎設施包括交通和通訊網絡;(3)法律、政策的透明度、政策的穩定性與可預見性以及官僚體系腐敗程度;(4)市場準入:執行WTO協議情況,部門或產業的開放,關稅和非關稅壁壘的消除;(5)勞動力的成本和能力:教育水平(成人識字率,中小學入學率,每萬人大中學生人數,工程師數量等);(6)產業的集聚和供應鏈的效率。下面我們就從這幾個角度對中印的區位優勢進行一下比較。
1、中印基本國情(社會經濟發展基本水平和基礎設施)對比。中印兩國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又是鄰國。近年來兩國經濟發展迅速,利用外資規模不斷擴大,日益成為世界國際直接投資的兩個主要區域。中印兩國在經濟和社會發展中有許多相似性,但在綜合國力、基礎設施、城市發展情況、商業繁榮程度、引進外資、貧富差距等很多方面,也存在著較大的差異,中國在這些方面都要好于印度(見表6)。從表6可以看出,在2004年,印度人均GDP為 550美元,還不及中國的1/2;印度吸引的FDI為50億美元,不及中國的1/10;15歲以上的印度人中1/3是文盲,文盲率是中國的4倍多;近1/3的印度人過著每天少于1美元的貧困生活,是中國的兩倍多。此外,中印之間的基礎設施也存在巨大差距,基礎設施落后是制約印度吸引外資的最大障礙。印度電力成本是中國的2倍,公路總長不到中國1/7,寬帶用戶不及中國1/50。在印度開展一項業務平均需要71天,而中國是48天。而且印度工商業聯合會在 2004 年 6 月舉行的“印度外資調查”發現,只有電信領域的基礎設施被外國企業認為達“平均水平”或“良好”,其他領域都慘不忍睹。特別是電力領域,印度總裝機容量尚不及中國的 1/3,缺電現象時有發生,甚至是首都新德里也不盡人意(劉晗,2006)。
表6 中印基本國情指標對比
中國 印度
2004年FDI 600億美元 50億美元
2004年出口額 6000億美元 1050億美元
高速公路 870000英里 124000英里
每年用于新建公路的預算 250億美元 25億美元
2005年人均GDP 1200美元 550美元
每日生活費在1美元以下人群份額(2004年) 13% 31%
15歲以上識字率(2004年) 91% 61%
創建一門生意所用的平均時間 48天 71天
貨物出口的平均時間 20天 36天
上市公司總市值(2005年9月30日數值) 6400億美元 3870億美元
寬帶用戶(2005年) 3000萬戶 55萬戶
貨物運輸到美國的時間 2-3周 6-12周
數據來源:轉引自程苓峰:跨國公司重估中國,中國企業家,2006,6,P79.
2、經濟發展軟環境。雖然在宏觀經濟總量及基礎設施方面,印度無法與中國相提并論,但是在經濟發展的軟環境方面,二者卻各有千秋。 (1)法律體系比較。由于歷史原因,印度直接繼承了英國經濟立法方面的主要內容,其法律體系比較完善,與歐美國家的法律體系兼容性更好;同時,從20世紀90年代以來,為與知識經濟發展和與全球化相適應,特別是在民事立法領域,印度逐步以知識產權法、電子商務法等方面為重點,印度的版權法是世界上最嚴厲的知識產權法律,印度對知識產權的保護比中國更為有力;在保護私有財產等方面,印度也做的更好。從對外資的管理上看,與中國相比,印度對外資的立法管理比較嚴格,印度有比較完備的外資企業法規和國際通用的會計制度,能夠對外資企業進行有效的監督和控制。總之,從法律體系方面來看,印度的投資軟環境要優于中國。(2)引資政策對比。印度自獨立后便選擇了與其國情相一致的自立發展道路,自力更生是其發展政策和戰略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雖然多年來也一直堅持利用FDI來促進本國經濟發展和技術進步,但印度經濟增長對FDI的依賴較小,印度經濟增長主要依賴本國的智力資源和金融資源;而且印度在利用外資上始終立足本國需要,根據形勢變化采取適度調整,堅持以我為主,為我所用的基本準則;在政策制定上注重外資使用效率,堅持引進外資與技術轉讓及技術培訓相結合的原則。與中國相比,印度開放的步子邁得太小,起點也不高。外資被允許進入的行業比較少,主要集中于軟件、IT產業以及外包等服務業。這樣的外資政策,雖然使印度在這些領域在國際上有了一定的競爭力,但這種由高端產業開始的外資政策,使外資對本國經濟的推動力和輻射效應明顯不如中國。與印度相比,中國引資政策更優惠、更寬松,引資步伐邁得更快。中國改革開放的27年,也是積極利用外資擴大開放促進發展的27年,利用外資早已成為中國對外開放基本國策的重要內容。27年來,中國利用外資從無到有,從小到大,從單一到多元,已經形成了全方位、多層次、寬領域的格局。與印度對外資開放還不到位,還保留著濃重的自我保護傾向不同,我國對外資給予了“超國民待遇”,外商在稅收、進出口自主權、勞動工資政策等方面都享有本國企業無可比擬的優惠條件。(3)當地技術創新能力對比。FDI對東道國技術進步的影響受制于該國自身的技術創新能力。東道國國內企業和技術機構的技術能力不僅是吸引研發活動的必要條件,而且也是獲益于研發活動外溢影響的必要條件。一個國家自身的創新體制越強大,吸引跨國公司的研發活動和獲益于此種研發帶來的外溢好處的可能性就越大。根據2005年聯合國貿發會議測算的創新能力指數,1995年和2001年印度都低于中國,創新能力排在中國之后,且中印屬于不同的等級,中國屬于中能力等級,而印度屬于低能力等級。另外,從兩國各自的發展來看,中國創新能力有所提高,創新能力指數從1995年的0.354增加到2001年的0.358;而同期印度卻從0.287下降到0.285。所以,從總體創新能力看,中國優于印度,但差距不是很大(見表7)。 (4)人力資本對比。雖然中國15歲以上公民識字率高于印度,但這并不意味著中國在人力資源方面占據全面優勢。印度擁有的工程類技術人
表7 聯合國貿發會議創新能力指數a
1995 2001
數值 排名 等級 數值 排名 等級
中國 0.354 72 中 0.358 74 中
印度 0.287 81 低 0.285 83 低
a 該指數是2005年的世界投資報告引入的一種新的國家創新能力衡量指標,共對117個國家進行了排名,按創新能力不同,分為高、中、低三個等級。
資料來源:UNCTAD. World Investment Report 2005,United Nations,New York and Geneva,2005,P114.
才總數居世界第三位,僅次于美國和俄羅斯;擁有三億零六百萬知識分子,其人數比法國和日本人口總和還要多;印度的高等教育也很發達,在培養學生的創新精神和與國際接軌等方面,明顯領先于中國高校;印度講英語總人數居世界第二位,僅次于美國,擁有英語這個世界通用語言,在語言方面占據優勢;印度比中國更熟悉現代企業管理和國際貿易規則。總之,在高層次人才領域尤其是軟件和IT研發方面,印度比中國具有人才優勢。從勞動力成本方面來看,印度的工資水平目前低于中國,具有勞動力成本低的優勢,但這種優勢也未必能長期保持。中國因長達20多年的經濟增長所遇到的問題,也會在正進入高速軌道的印度重現。美世咨詢稱,在過去5年印度薪資平均增長了11.5%,高于中國的7.5%,也近兩倍于印度GDP的增速。而且,美世咨詢公司管理顧問張志東預計,印度薪資將在未來幾年大幅提高(見表8)。
綜上所述,從投資環境看,中印兩國各有千秋。在市場規模、出口便利性、政府優惠政策、成本結構、基礎設施和宏觀經濟形勢方面,中國有優勢;而在高教育水平勞動力、管理人才、法律法規、透明度、知識產權保護、文化接近度和監管環境方面,印度有優勢。但總體而言,中國的投資環境還是遠遠優于印度。正如2004 年 12 月世界銀行發表的《印度投資環境測評》所指出的那樣,“以多數重要指標來衡量,印度與中國相比仍是個成本高得多但效率卻很低的經商地,如印度在勞動生產率方面要落后于中國。盡管其平均工資比中國低 25%左右,但每個工人的產出卻比中國低 50%”。
表8 中印兩國年均基礎薪資比較
職位 中國年均薪資(美元) 印度年均薪資 (美元)
人事經理 31,958 15,097
市場經理 25,808 14,294
項目經理 23,409 10,039
軟件開發工程師 13,457 10,277
金融分析師 13,194 8,408
會計 8,994 5,685
高級客戶服務員 8,293 8,203
銷售代表 5,094 4,738
客戶服務助理 2,418 1,601
熟練生產工人 2,334 1,853
資料來源:轉引自程苓峰:跨國公司重估中國,中國企業家,2006,6,P79.
四、 印度會成為下一個“世界工廠”嗎?——中印競爭焦點產業簡析
由于中印兩國有諸多相似之處,而印度又在吸引外資方面不斷學習中國的模式,因此中國和印度在吸引FDI方面將面臨直接的、交叉的競爭,這種競爭在一定程度上對依靠外資推動經濟增長的中國,無疑是一個新的課題。從目前來看,中印之間的FDI競爭主要表現為制造業之爭,下面我們就這一競爭焦點產業進行一下簡要分析。
印度從1991年實行開放政策以來,吸引的外資主要流向了IT業、軟件業、服務業等方面,而在印度制造業的出口增長中, 外資的貢獻則相對很小。印度的制造業一直保持依賴國內市場的模式,制造業領域很少有外資進入,主要是國內企業在從事經濟活動。而從最近兩年的情況來看,隨著印度外資新政的逐步到位,印度無論是改革的走向和目標、手段和措施、成效和結果,都在朝著下一個“世界工廠”邁進。據報道,印度政府在2005年9月份就已經開始了其振興制造業的計劃,并且首次發布了《制造業國家戰略》白皮書。而且,作為這個白皮書的一部分,印度推出了新的汽車“10年戰略計劃”。印度政府方面明確地表達了該戰略計劃的目的,那就是在未來的10年中,讓印度成為全球汽車和零部件產業的制造中心。有專家指出,即將出臺的這個戰略計劃顯示了印度政府打造“世界制造工廠”的決心,印度將不再僅僅滿足于其領先的軟件外包產業,更要雄心勃勃地打造全球制造業中心。印度會成為下一個“世界工廠”嗎?
根據我們前面所做的中印對比可以看出,對于一般制造業,短期內,受制于基礎設施不足,印度在引進外資制造業方面對中國產生的影響不會太大。但從長期來看,隨著印度外資新政逐步到位、基礎設施不斷完善,以及中國成本優勢的慢慢失去,印度會對中國繼續吸引國外制造業產生直接競爭。因為印度走的是由高到低的外資路線,在高科技領域聚集了大量的、有豐富經驗的并具有英語天賦的人力資源,這對先進制造業特別是歐美制造業而言,具有吸引力。因此,印度會對制造業FDI特別是先進制造業投資形成有力競爭。而且,印度還具有豐富的非熟練勞動力資源,且勞動力成本低于我國,這又會對一些附加值較低的制造業外資產生影響,使這些外資逐步從中國轉移到印度。因此,從長期來看,印度高科技領域的競爭優勢,以及在勞動密集型產業方面的吸引力,會對我國制造業FDI造成沖擊。
五、結論與啟示
從上述分析中我們得出幾點結論:(1)中國和印度利用FDI的前景良好,兩國均已經決定讓FDI在其經濟發展中起到重要作用,兩國都具備大規模國內市場、高技術水平的勞動力、低工資成本和巨大發展潛力。相對印度而言,中國目前對FDI的吸引力仍占據優勢,但這種優勢絕對不是壓倒性的,印度政府也在積極努力,尤其在其弱項如基礎設施領域正迅速增加投資。(2)在 FDI方面,印度對于我國的威脅不但體現在數量上,更主要的是體現在質量上。雖然我國FDI利用的總體效果好于印度,但同時我們也發現了中國在FDI的資金來源和行業結構投向上明顯劣于印度。所以,中國需要將發展的重心從現有的優勢領域——制造業轉移到利潤更豐厚、附加值更高的高技術產業和服務業領域。為此,我們未來的FDI政策導向應該是在積極利用中國的比較優勢的同時,努力以政策推動提高FDI的利用質量,大力發展以信息產業為代表的服務業,及時調整和優化我國的產業結構,利用FDI推動和實現國家整體產業結構升級。(3)從長期看,中國在吸引跨國公司R&D方面所具有的明顯優勢、中國經濟結構更為健康合理的現實及中國政府對盲目吸收外資政策的矯正,使中國未來在高技術領域外資爭奪中大有潛力,中國利用外資的質量最終會超過印度。(4)從投資環境看,中國在吸引外資的物質基礎設施建設即硬件方面是優于印度,但在軟件方面還有諸多薄弱之處,尤其是法制、公平競爭、減少腐敗、保護知識產權等方面有待進一步改善。(5)印度高科技領域的競爭優勢,以及在勞動密集型產業方面的吸引力,將來會對我國制造業FDI造成沖擊。(6)對于中國而言,印度在吸引外資方面的不斷趕超,除了帶來必要的憂患意識和競爭心態以外,更多的應當是對中國經濟定位的重新反思和改進。低成本地區和新興市場總會不斷涌現,中國在吸引FDI方面必須進行轉型:一方面,增強自主創新能力,縮小與發達國家的技術差距,為吸引高端外資奠定基礎;另一方面,在鞏固傳統的勞動密集型產業的同時,加大技術含量的開發和提高,向中高端方向發展。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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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文獲得中國國際貿易學會2007年《中國外經貿發展與改革》聯合征文三等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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