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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疫情中產生的輿情危機表現
(一)公眾對政府的信任下降。重大疫情與社會穩定緊密相關。政府在應對危機與風險的過程中,能否及時透明地發聲,是評價政府公信力強弱的一大標準。應對危機時,政府能夠及時、有效地解決問題,就可以增強公眾的認同感;反之,則會喪失公信力,引發一系列輿情討論。在重大疫情面前,網絡是網民發泄情緒的主要陣地。網民可以時刻在網絡上監督政府行為,只要政府在疫情防控中表現不當就會引起公眾的不滿,產生信任危機。例如,在新冠肺炎疫情中,疫情“吹哨人”李文亮醫生遭訓誡,大量負面信息撲面而來,使得地方政府遭受了公眾的廣泛質疑。這不僅造成了政府公信力下降,也導致了輿論的尖銳化。
(二)網絡謠言層出不窮。我國網民數量極其龐大,素質參差不齊。網民的社會經驗、知識水平、價值取向的不同直接影響著網民對于信息的認知和理解。面對輿情事件,部分網民難免會理性不足,加之網絡輿情傳播具有自發性,容易引起恐慌情緒的傳播,網絡言論容易產生極端化、非理性化的現象,造成輿情信息被過分解讀甚至被扭曲。除此之外,絕大部分網民為青年人,他們善于在網絡表達自身訴求,會在網絡中尋求壓力的釋放,這也導致網絡輿情危機的出現具有不可控性,網絡謠言也隨之誕生。網絡信息的接收者同樣也是信息的傳播者,只要有人散布謠言,一傳十,十傳百,便很可能滋生出社會不穩定因素。在重大疫情面前,網絡謠言的傳播不僅加劇了公眾的恐慌,還對社會穩定、網絡信息治理造成了極大的影響。
(三)公眾恐慌行為出現。公眾的恐慌行為是公眾對于恐慌情緒的正面回應,是一種自發性的行為表現。在重大疫情中,網絡輿情容易誘發網民的極端化思想,點燃新的輿論導火線。尤其是在網絡謠言已經產生的情況下,公眾更容易產生極端化的恐慌行為。比如,疫情中人們對于雙黃連搶購熱潮的輿情討論、雙黃連抑制的不是“病毒”而是“智商”的輿情傳播,都是公眾對恐慌的一種回應,是網絡輿情帶來的負面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