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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罪數的本質
罪數是指犯罪的個數，即是一個罪還是數個罪。罪數問題的產生是由于一個人犯了一個以上的罪行即數罪，因此就提出如何適用刑法的法定犯罪構成對他定罪量刑的問題。由于行為人實施的不是一罪而是數罪，因而不僅犯罪的社會危害性增大了，而且行為人的人身危險性也增大了，這就需要在定罪量刑時全面地、綜合地考慮這些情況，作出正確的處理。在這里，首先要對一罪和一罪以上的數罪作出明確的區分，確定犯罪者實施的是一罪還是數罪，以便在此基礎上解決犯了數罪的罪犯的刑罰適用問題。
犯罪的個數是由統治階級根據自己的意志和利益，根據與犯罪作斗爭的需要通過立法者規定的。因此法律上規定何種情況是一個罪就是一個罪，何種情況是兩個罪就是兩個罪，這是明確的，不存在任何問題。即使在對各個犯罪構成的規定上，存在著某種重合或包容關系，但是如果僅從法律的規定而言也不會引起矛盾。只是在實踐中由于犯罪行為的復雜性，有時候一個行為可能觸及數個罪名，有時候一個行為可能同時符合兩個法律條文的規定，有時候一個人連續實行或多次實行同一犯罪行為，等等，才產生如何適用法律定罪問題，是定一個罪還是定數個罪的問題。因此，罪數問題的產生，是由于定罪引起的。從一定意義上說，沒有定罪就沒有罪數問題。
二、侵犯知識產權犯罪罪數的分類
（一）劃分罪數的標準
研究刑法上關于罪數的規定，主要是為了解決應用刑法條文定罪時可能發生的罪數問題，因此首先要研究在定罪時劃分罪數的標準。
在西方刑法中，關于劃分罪數的標準，主要有行為說（根據自然行為數作為決定罪數的標準）、法益說（以犯罪行為侵害或者可能侵害的法益的個數作為區別罪數的標準）、意思說（以行為人意思的單復數作為區分犯罪的單復數的標準）、符合構成要件次數說（符合幾個構成要件就是幾個罪）。上述各種學說一直處于爭論之中，而且在司法實踐中也有采用各種學說的判例。從犯罪構成系統論的觀點看，行為說、法益說、意思說都是不科學的，因為它們違背了唯物辯證法的系統觀，孤立地以構成要件來解決一罪與數罪的問題，相形之下，符合構成要件次數說不僅從各個要素，而且從構成要件的整體出發來解決一罪與數罪問題，其科學性和合理性要遠遠高于其余三說。但是由于它是從屬于多元化的犯罪論體系的，因而必然帶有該體系自身的缺陷，不能圓滿地解決罪數問題。
在我國刑法理論上，一般都主張以犯罪構成的個數作為區分罪數的標準，但是這種籠統的說法是不確切的。在這里應當把法定犯罪構成與犯罪構成事實嚴格區分開來。從刑法條文的規定看，在一般情況下，一個法定犯罪構成即是一罪，二個即是二罪，在適用刑法定罪時，則應當以符合法定犯罪構成的事實為標準。具備一個符合法定犯罪構成的事實的是一罪，二個即是二罪。但刑法有特殊規定的，以刑法的特殊規定為準。根據這個標準來解決刑法中的定罪問題，一般不會有什么困難，只要行為具備一個犯罪構成事實，就構成一罪，應適用與其相符合的法定犯罪構成的條文定罪判刑。但應注意下面幾種情況：
１．法條競合。所謂法條競合，是指某一行為雖然表面上看觸犯數個法條，但實際上，由于這些法條規定的內容存在著某種重合或者包容關系，因此只能從中選擇一個最相適應的法條作為定罪判刑的依據，而排除其他條文的適用。如何選擇適用條文，一般要依據以下原則來解決：
（１）特別關系，即一般法與特別法的關系。兩個以上的刑法條文相互之間具有特別法和一般法的關系時，依據特別法優于普通法的原則只適用特別法。因此，一個犯罪行為如果在形式上既符合一般法又符合特別法的法定犯罪構成，就應適用特別法。但是如果法律有明文規定時，應依法律的規定執行。
（２）吸收關系，是指一個刑法條文的犯罪構成內容超過其他刑法條文的時候后者為前者所吸收，因此前者的適用就排除后者的適用。常見的吸收關系是實害行為吸收危險行為、高度行為吸收低度行為，例如犯罪的既遂行為吸收犯罪的預備行為。
（３）擇一關系，一個法條規定的犯罪構成與其他法條的犯罪構成如果從犯罪構成自身而言，在定罪是可以任選其一時，它們之間就存在著擇一關系。在這種情況下一般應選擇處刑較重的法律條文作為定罪判刑的依據，而排除其他條文的適用。
（４）包容關系，包容的法條是整體法，被包容者是部分法。適用原則是整體法優于部分法。
２．想象競合。它是指一行為在表面上觸犯數個罪名的情況。即在自然的觀察下一個行為發生符合數個犯罪構成要件的結果。它又可分為同種的想象競合和異種的想象競合。前者是一個行為符合數個同種犯罪構成的結果，后者是指一個行為符合數個不同犯罪構成的結果。按照犯罪構成系統論的觀點上述情況無論發生多少結果，都只能是統一的犯罪構成有機整體的組成部分，因此無論形式上或實質上，都是一罪，而不是數罪。結果多少只能對危害性大小發生影響。因此在想象競合的場合，應依照該行為所符合的法定犯罪構成從一重處。想象競合與法條競合是有嚴格區別的。前者只不過是兩個以上的法條在外觀上的競合，并不存在競合關系。而后者卻真正存在著競合關系，它必須在數個法條之間選擇一個最適合的條文，而排除其他條文的適用。想象競合是一行為所造成的數個結果觸犯數個罪名，而且，數罪名之間并不存在邏輯上的從屬或者交叉關系，想象競合是犯罪的競合，法條競合是法律規范的競合，它不一定受“從一重論處”原則的約束。
３．牽連犯。是指實施某一犯罪時，作為犯罪的手段或者結果的行為觸犯其他罪名的情況。即是數個行為符合數個犯罪構成事實，互相之間有手段、結果關系。當某一行為是實施某種犯罪的手段時，該行為與犯罪行為之間就存在手段關系；某一行為是某種犯罪行為實施的結果時，該行為與犯罪行為之間就存在著結果關系。前者是目的行為與方法行為的牽連，后者是原因行為與結果行為的牽連。我國傳統的刑法理論認為牽連犯實質是數罪，但在處刑上“從一重論處”，因此是裁判上的一罪或者是處理上的一罪。
認為牽連犯本質上是數罪是正確的，因為作為犯罪手段或者結果的行為與原來的犯罪雖然存在著牽連關系，但它是以另一種故意實施的另一種犯罪行為，而且符合另一個犯罪構成，它自身獨立成為一罪，因此是數罪而不是一罪。但是把它作為處斷上的一罪或科刑上的一罪則是值得商榷的。從我國刑法的規定看并非所有牽連都是“從一重論處”，有的也實行數罪并罰。因此把牽連犯一律認為是裁判上的一罪或者處理上的一罪是不正確的。對刑法上關于牽連犯的處罰問題，在理論上有進一步深入研究的必要。在實踐中處理這類案件，有法律規定的，應嚴格依照法律規定定罪判刑。
還有一些罪數形態由于侵犯知識產權犯罪不涉及，故不再贅述。
４．吸收犯。是一個犯罪行為被另一個犯罪行為吸收的形態，被吸收的行為失去獨立存在的意義，僅以吸收的行為定罪，對被吸收的行為不再定罪。它的特征是數個犯罪行為之間存在吸收關系。吸收的方式有重行為吸收輕行為、主行為吸收從行為、實行行為吸收非實行行為。
吸收犯與牽連犯兩個概念存在一定的交叉，吸收犯比牽連犯涵蓋得廣一些。
（二）在認定侵犯知識產權犯罪時應當注意以下幾種情況
（１）侵犯知識產權罪中的一些個罪，如假冒注冊商標罪、銷售假冒注冊商標的商品罪、假冒專利罪、銷售侵權復制品罪與生產、銷售偽劣商品罪中某些個罪引起的定罪問題。
關于這一問題如何看待，刑法學界眾說紛紜。第一種觀點認為這類情況屬于牽連犯，但在處理上有數罪并罰和“從一重罪處斷”兩種意見。第二種觀點認為，這種交叉型犯罪屬于法條競合，應當按照重罪優于輕罪的原則選擇處刑較重的生產、銷售偽劣商品罪的《刑法》條文處罰。第三種觀點認為，生產、銷售偽劣商品又假冒他人注冊商標，如假冒商標的商品屬于偽劣商品，且違法所得數額較大，應當實行數罪并罰。第四種觀點認為，這種形態屬于一行為觸犯數罪名的想象競合犯。從上述觀點看，多數意見是對這種情況“從一重論處”，但在為何如此處理的理由上卻意見不一。這一點充分顯現了我國刑法理論界在罪數問題上的認識的嚴重分歧，在許多問題上未形成共識。
我們認為這種形態屬于吸收犯，而不是其他罪數形態。因為，第一，這種形態不屬于牽連犯。牽連犯是指實施某一犯罪時，作為犯罪的手段或者結果的行為觸犯其他罪名的情況。而生產、銷售偽劣產品又假冒注冊商標（在侵犯知識產權罪中以假冒注冊商標罪為例）的行為，很難分出手段行為和目的行為。第二，這種形態不屬于法條競合。法條競合是一個犯罪行為觸犯數個法條規定的數個罪名。生產、銷售偽劣產品行為和假冒注冊商標行為是兩個行為。行為的個數是以法律規定的犯罪構成來計算的，生產、銷售偽劣產品行為和假冒注冊商標行為顯然是兩個犯罪構成行為。第三，這種形態也不應當數罪并罰。數罪是由幾個一罪組成的，而一罪包括典型的一罪和非典型的一罪。生產、銷售偽劣產品行為和假冒注冊商標行為是兩個犯罪構成行為，但卻不是兩罪，因為二者存在吸收關系，所以，不應當數罪并罰。第四，這種形態不屬于想象競合犯。想象競合犯是指一行為表面上觸犯數罪名，而生產、銷售偽劣產品行為和假冒注冊商標行為顯然是兩個犯罪構成行為，不屬于一行為觸犯數罪名的形態。第五，這種形態屬于吸收犯，生產、銷售偽劣產品行為吸收假冒注冊商標行為，按照刑法理論，重行為吸收輕行為，生產、銷售偽劣產品犯罪的社會危害性比假冒注冊商標罪要大，前者的法定性也要高于后者，所以應當前者吸收后者。
（２）選擇性罪名問題。選擇性罪名是指兩個以上罪名由某種聯系，立法者將其歸在一起，司法者根據行為人的行為特征，選擇適用罪名，根據實際情況，可以擇一適用，也可以統一適用。如非法制造、銷售非法制造的注冊商標標識罪，就是選擇性罪名。行為人非法制造注冊商標標識，就定非法制造注冊商標標識罪；只有銷售行為，就定銷售非法制造的注冊商標標識罪；制造和銷售行為兼具，就定非法制造、銷售非法制造的注冊商標標識罪。
（３）法條競合問題。按照上述法條競合的概念，侵犯知識產權罪中的假冒注冊商標罪與銷售假冒注冊商標的商品罪，侵犯著作權罪與銷售侵權復制品罪存在法條競合關系。行為人既假冒注冊商標又銷售該假冒注冊商標的商品，由于假冒注冊商標罪與銷售假冒注冊商標的商品罪法條規定的內容存在著包容關系，只能按照整體法優于部分法的原則，定假冒注冊商標罪。同理，侵犯著作權犯罪行為與銷售侵權復制品犯罪行為，也應當如此處理，行為人既侵犯著作又銷售該侵權復制品，就應當定侵犯著作權罪。我們說這是一種法條競合而不是吸收犯，是因為假冒注冊商標與銷售該假冒注冊商標的商品，侵犯著作權與銷售該侵權復制品是一個行為，是行為人在一個概括犯意的支配下，實施了構成前者之罪的犯罪構成要件的行為。行為人假冒注冊商標、侵犯著作權目的一般是為了營利，所以假冒注冊商標罪和侵犯著作權罪應當包括相應的出售行為，這樣才充分實現該犯罪的構成要件。根據刑法理論，對這種同一行為者基于一個概括故意實施同一行為的情況，只追究一次責任。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非法出版物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就規定：“實施刑法第２１７條規定的侵犯著作權行為，又銷售該侵權復制品，違法所得數額巨大的，只定侵犯著作權罪，不實行數罪并罰。”但如果是銷售的其他侵權復制品，則應當數罪并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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