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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合并監控與發展規模經濟的關系

企業合并對社會經濟的影響具有兩面性，一方面，適度的企業合并對社會經濟的發展有良好的積極作用，另一方面，過度的合并則會阻礙社會經濟的良性發展Q這一點，即使對企業合并推崇備至的芝加哥學派的代表人物波斯納也不得不承認:企業合并有效益型合并與非效益型合并之分。

企業合并對社會經濟生活的積極作用主要表現在以下諸方面：其一，企業合并通常使企業規模得到擴大，有利于實現規模經濟。所謂規模經濟，是指因企業規模的擴大，隨著產出的增多，單位成本可以下降，進而引起經濟效益增加的現象。具體而言，橫向合并使合并企業能夠實現統一的經營管理，節省管理費用，同時，通過較細的分工，有利于提高工人的生產熟練程度、降低對員工的培訓費用以及縮短單位產品的生產時間；縱向合并可以使合并企業的供應、銷售和生產環節協調配合,從而使交易費用銳減；混合合并可以使企業多樣化綜合經營得到實現，從而降低了經營風險，并且，在市場變化時可以根據情況以較低的成本實現生產經營重點的轉移。由此可見，無論是橫向合并、縱向合并還是混合合并，都有利于形成規模經濟。可以說，一個國家國民經濟發展水平的高低在某種意義上取決于該國規模經濟的發展水平，而企業合并無疑是促成規模經濟的最主要、最快捷的手段。其二，企業合并還可以使合并企業的存量資產和生產要素得到調整和重新組合，這有利于實現資源的優化配置，促進產業結構、產品結構和企業結構的合理化和均衡化。其三，企業合并還可以減輕過度的企業破產給社會帶來的壓力。〔I〕就市場經濟而言，優勝劣汰是自然規律，對瀕臨破產的企業依法使其“安樂死”自有其積極意義，但過度的企業破產又會引發嚴重失業和增加社會不穩定因素，此時，允許優勢企業對瀕臨破產的企業予以合并，一方面可減少失業和穩定社會；另一方面，如果是橫向合并的話，還有利于避免資源的浪費和改善競爭。

企業合并對社會經濟的消極作用主要表現為其對競爭的不利影響方面。在企業合并的三種方式中，橫向合并對競爭的損害最為明顯和嚴重，過度的橫向合并會直接減少甚至消滅市場上的競爭者，從而達到排除和限制競爭之目的。一般來說，縱向合并和混合合并由于不會直接減少或消滅市場上的競爭者,故其一般不會對市場競爭產生不利影響。但是，過度的縱向合并和混合合并也會產生排擠合并各方既有的競爭者以及阻卻潛在競爭者進入合并各方所在市場等損害的效果J2)

正是由于企業合并既有促進規模經濟乃至整個國民經濟快速發展等積極的一面，又有在特定情況下嚴重損害競爭的消極的一面，這使得各國政府對企業合并是“又愛又恨”“又拉又打，具體反映在反壟斷法的企業合并監控制度中就是要根據本國目前經濟形勢和發展需要來確定企業監控的寬嚴幅度。這就意味著，企業合并監控制度的嚴厲與寬松在不同的國家以及在同一國家的不同時期都可能因政治經濟形勢等因素而有所不同。從美國反壟斷法的立法和實踐看，20世紀80年代之前美國的企業合并監控因反壟斷當局篤信市場結構是決定市場行為和市場績效的決定因素而趨于嚴厲。20世紀80年代以來，由于否認市場結構、市場行為與市場績效存在必然聯系并將市場績效視為衡量一切標準的芝加哥學派主導美國經濟理論以及國際競爭的加劇，美國的企業合并政策越來越趨于寬松，除了對嚴重損害競爭的橫向合并還要予以干預甚至禁止以外，對縱向合并與混合合并幾乎不再干涉。這方面最典型的例子就是美國聯邦貿易委員會2001年以全票批準世界上最大的互聯網服務公司——美國在線公司和世界上最大的傳媒公司——時代華納公司之間的縱向合并。合并后的美國在線一時代華納將成為融媒體、娛樂和通訊為一體的世界巨頭，公司市值將達35000億美元，年銷售額將達300億美元。而與此同時，杰克遜法官以美國軟件業巨頭——微軟公司占有過高的市場份額和有搭售等行為而判決將其一分為二。口)當然，最終由于微軟公司的上訴而幸免于被肢解。與美國相似的是日本。日本《禁止壟斷法》對企業合并的監控一直較嚴厲，這主要表現其對控股公司的限制和禁止以及對處于壟斷狀態的大企業保留解割等嚴厲措施，1997年6月，日本對《禁止壟斷法》進行了修改，放松了對控股公司的控制,為扭轉日本經濟近年來的萎靡不振和增強國際競爭力，日本對企業合并的監控也日趨緩和和寬松。從德國的反壟斷立法和實踐看，1957年《反限制競爭法》頒布時并未設立企業合并的監控制度，直到1973年《反限制競爭法》第二次修改才增設了企業合并監控制度，企業合并的監控由寬松走向嚴厲。1989年對《反限制競爭法》的修改進一步增強了卡特爾局對企業合并的監控。近年來，隨著歐洲一體化和國際競爭的加劇，德國的企業合并監控制度也日趨寬松。至于法、英等國，則一直奉行寬松的企業合并監控制度，一般情況對企業合并并不干預。5〕

從美、德、日等發達國家關于企業合并監控的立法和實踐看，它們都較好地處理了執行企業合并監控政策和發展規模經濟之間的關系。這主要表現在：上述各國為促成規模經濟，提高經濟效益，目前都采取寬松的企業合并監控政策。對企業的縱向合并、混合合并以及適度的橫向合并一律“放行”，只是對嚴重損害競爭且無豁免事由的企業合并才予以禁止。

那么，我國的《反壟斷法》應當如何處理企業合并監控與發展規模經濟的關系呢？

對此，法學界意見不一，在《反壟斷法》出臺之前，有不少人認為，我國現階段尚處于市場經濟的初始階段，企業規模普遍較小，企業橫向聯合和企業集團剛剛開始發展，規模經濟遠未得到實現。在這種情況下，如果制定包括企業合并監控制度在內的反壟斷法是不明智的，會影響國家鼓勵兼并和發展企業集團等產業政策的執行。(2)筆者對此種觀點不敢茍同。筆者認為，探討反壟斷法(主要體現為企業合并監控制度等)與發展規模經濟的關系問題，首先要澄清幾個問題。

第一，規模經濟的產生確實須依托企業規模的擴大，可以說沒有規模較大的企業就沒有規模經濟，但要特別注意的是,大企業并不等同于規模經濟。靠行政手段搞“拉郎配”“均貧富”，七拼八湊搞起來的大企業或大企業集團往往會因缺乏統一協調的科學管理變得尾大不掉甚至一盤散沙，這種大企業是一種病態的“大”，不僅不會產生規模經濟，反而會降低勞動生產率，呈現一種規模不經濟的現象。由此可見，企業的規模與效益并非永遠呈正比例關系。

第二，企業的大規模或者大企業要出效益是有條件的，同時也是有限度的，這主要表現在：其一，企業規模的擴大要合理化，不能盲目求大。任何行業都不存在絕對的和普遍適用的優化企業規模。任何企業都只能在一定條件下，即根據自己所處的生產環境、技術條件、管理水平、市場的大小和消費者的需求，來決定合理的適當的企業規模。因此，那種把我國的企業規模與外國企業規模相比較來認定我國企業規模大小的做法,對于建立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不僅沒有意義，而且還是有害的。其二，企業規模的擴大應當是經濟發展的需要，是競爭的結果，市場的選擇，而不是違反客觀經濟規律單憑主觀意志的行為也就是說，企業規模的擴大應當是在市場競爭中自然形成的。競爭不僅是提高經濟效益的手段，也應當是優化企業規模的手段。事實上，我國目前企業規模與發達國家大企業相比普遍較小，這不是我國企業本身的問題，而是我國市場經濟尚未完全建立起來，各級政府不適當行政干預的結果。“可以想見，如果不是因為計劃經濟體制下的部門壟斷和地方封鎖,我國的汽車行業決不會出現幾十家甚至上百家的汽車組裝廠,我國企業的平均規模也不會出現現在這種普遍偏小的狀況，企業間的專業化協作程度也不會像現在這樣低。"1)

第三，企業規模的擴大還要與科學的內部分工協作、統一的高效管理機制結合起來，只有這樣，才能產生規模經濟。因為企業規模大并不意味著其競爭力就強，病態的“大”不僅不會增強競爭力，反而會因指揮中樞的失靈以及四肢的協調功能差而“處處挨打”甚至“中途夭折”，就像患了腦垂體瘤疾病的巨人，大則大矣，但不要說與人競爭，連生存都成問題。可見，只有健康的、靈活的“大”，才能在市場經濟的大潮中劈波斬浪，笑傲“江湖”！

第四，反壟斷法及其企業合并監控制度既不單純反對大企業，更不反對規模經濟。從世界各國目前的反壟斷立法和實踐看，單純以企業規模大而判其違反反壟斷法是不可能的。反壟斷法及企業合并控制制度只反對和限制具有市場弊害或者有壟斷行為的過大企業(壟斷性市場結構)。而這種呈獨占或準獨占狀態的過大企業由于欠缺競爭機制的壓力和動力，其在技術和管理上不再求新，而是靠減少產品數量、制定壟斷高價來獲取超額利潤，因此，就其個體說，它不能算是規模經濟；就整體經濟而言，由于市場上沒有了競爭或只有微弱的競爭，整個社會的“規模經濟”受到了嚴重的損害。

由此可見，沒有企業規模的擴大，則規模經濟固然會成為無本之木、無源之水，但大企業并不等同于規模經濟°針對我國目前企業規模普遍較低，在加入WTO后又面臨國外大企業的競爭的現狀，采取鼓勵兼并和組建大型企業集團的戰略毫無疑問是正確的選擇，但企業兼并和組建企業集團須是出于合并企業或參加企業的真實意愿和需要，只有這樣形成的大企業才能在市場的風雨中“相濡以沫，同舟共濟”。而憑長官意志和行政手段所搞的“拉郎配”“均貧富”，盡管一時也能勉強結合，但由于欠缺“感情”基礎，往往貌合神離，一旦在市場上遭遇風險，必然是“夫妻本是同林鳥，大難來時各自飛”，落得個“妻離子散、家破人亡”的下場。

厘清了上述問題，我們可以對企業合并監控與發展規模經濟的關系問題作出如下結論，即企業合并監控與發展規模經濟不僅在總體上并不矛盾，而且，我國制定的《反壟斷法》還會促進和保護規模經濟的發展。一言以蔽之，包括企業合并監控制度的反壟斷法與發展規模經濟是一種相輔相成的關系?)這一點實際上早已反映在我國從20世紀80年代起至今所頒布的有關政策和法規中。如1987年國家體改委、國家經委發布的《關于組建和發展企業集團的幾點意見》中即明確指出，組建和發展企業集團一方面必須“有利于發展社會化、專業化大生產協作，實現生產要素的優化組合和資源的合理配置，形成合理的規模經濟”，另一方面則必須“鼓勵競爭，防止壟斷，在一個行業內一般不搞全國性的獨家壟斷企業集團，鼓勵同行業集團間的競爭，促進技術，提高經濟效益J再如1989年國家體改委、國家計委聯合發布的《關于企業兼并的暫行辦法》中也指出，企業合并一方面要有利于實現規模經濟，另一方面也不得損害企業間的競爭。而2007年出臺的《反壟斷法》直接對《反壟斷法》促進規模經濟的形成作用予以肯認，該法第5條明確規定:“經營者可以通過公平競爭、自愿聯合，依法實施集中，擴大經營規模，提高市場競爭能力其原因如下：其一，我國制定和實施的《反壟斷法》是一部寬嚴相濟的《反壟斷法》，《反壟斷法》之“寬”主要體現為為配合中央政府鼓勵兼并和發展大企業集團的戰略，企業合并監控制度奉行溫和和盡量少干預的政策，對有利于形成規模經濟，增強企業國際競爭力的合并尤其是縱向合并和混合合并一般不作干預，而只對嚴重限制競爭,以謀求獨占或準獨占地位的企業合并，在無法定豁免事由的情況下方才予以干預甚至禁止。由此可見，企業合并監控一般并不妨礙企業合并和組建大企業集團。《反壟斷法》之“嚴”主要體現在對一些本身違法行為的嚴厲禁止，如對嚴重限制競爭的壟斷協議的禁止、對濫用市場支配力的禁止以及對競爭危害最大的行政性壟斷的禁止。另外，反壟斷法還通過規定適用除外制度以及對跨國公司等外國企業并購國內民族企業的適當控制來保護規模經濟在一定領域的發展。由此可見，我國的《反壟斷法》及其企業合并控制制度與發展規模經濟不僅是不矛盾的，甚至可以說是協調一致的，是統一于一部《反壟斷法》之中的。正如有的學者所論述的那樣：“反壟斷法反對的并非一般意義上的大企業，而是任何獨占市場的企圖；它所努力消除的并非簡單的企業優勢，而是借助該種優勢對于競爭機制的扭曲和蹂蹣；它限制的并非企業通過先進的技術、優秀的策略等正當商業行為而獲得的市場支配地位及高額利潤，而是出于減滅競爭壓力、長期輕松獲取利潤的目的，以非正當的方式對于該地位的維持與濫用；它所保護的并非弱小企業的弱小，而是保護它們獲得平等的發展機會。“1〕其二，包括企業合并監控制度在內的寬嚴相濟的《反壟斷法》能夠為我國企業創造一個自由、公平和良好的競爭環境，從而為我國企業健康地成長、壯大直至能夠與國外的大企業一較高下并戰而勝之創造條件。從這個意義上講，《反壟斷法》及其企業合并監控制度對我國企業規模經濟的形成實有培育、促成和保護之功效。具體而言，從現實情況下看，我國企業普遍規模較小以及存在的大量規模不經濟的現象主要是由于市場競爭機制尚未完全建立和不適當的行政干預包括行政性壟斷造成的，而反壟斷法通過實行和緩的企業合并監控政策（對外商并購國內企業例外）和嚴厲打擊包括行政性壟斷在內的嚴重損害競爭的壟斷行為，從而為國內所有企業創造了一個自由、公平的“自然競爭”的環境，在這種情況下，企業的合并活動不再受到第三者（即各級政府和部門）的干預，企業之間完全根據需要和“兩情相悅”來締結穩固、協調和高效的“姻緣”，以如此美滿“姻緣”為基礎，企業規模經濟也就自然而然地生成與出現了。至于《反壟斷法》對我國企業規模經濟的促成和保護，主要是通過企業合并的鼓勵制度、寬松的企業合并監控制度、反壟斷法適用除外制度（豁免制度）和包括壟斷促進法在內的反壟斷特別法來實現的。

總之，《反壟斷法》及其企業合并監控制度與發展規模經濟并不是對立的關系，而是相輔相成、并行不悖的關系，兩者完全可以并容于一部反壟斷法中，這是由我國目前的政治經濟形勢和奉行的鼓勵兼并和組建大型企業集團的產業政策以及以“存在著某些壟斷因素的‘有效競爭’為目標模式的“競爭政策所決定的。正像有的學者所總結的那樣：企業規模與企業效率并不是始終成正比例的。從維護市場競爭的角度看，國家不能不控制企業的合并，因為企業合并比企業內部積累更能影響市場的競爭結構。反壟斷法最基本的原則是“合理原則”，它既不反對所有的卡特爾，也不反對所有的企業聯合。它所禁止的只是那些能夠導致或強化其市場支配地位并且有弊害的企業合并。因此，我國反壟斷法與支持中小企業聯合、擴大企業平均規模和實現規模經濟的政策并不矛盾，它們是為建立有效競爭的市場結構而必須同步進行的兩個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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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合并監控與發展規模經濟的關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