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北五環外的中關村軟件園內集中著國內最大的幾家軟件公司：東軟、中軟、博彥科技、文思創新、軟通動力等，多年以來，這些公司的經理和工程師們每天想的都是如何從比自己強大的印度競爭對手手中攫取更多利潤豐厚的業務，現在，全球性的金融風暴和蕭條可能正在為他們創造這樣的機會。

　　自去年底，花旗集團便開始在全球裁減數萬名員工，但是在其位于大連的軟件技術中心至今卻仍然在忙于招聘新人。不過，這些新增的就業機會并不是由花旗直接招聘，到目前為止，東軟、博彥、軟通等幾家國內大的軟件外包服務公司都已與花旗初步接觸，按照慣例，其中的兩家將有望獲得這筆業務—從自己的企業派遣400名員工為花旗提供服務。不僅如此，另一家飽受沖擊的金融企業瑞銀集團也計劃在中國擴大其外包業務的規模。

　　僅僅在兩年前，情況還完全不是這樣。長期以來，憑借著技術、語言以及時差方面的優勢，印度企業一直占據著全球軟件外包行業一半以上的市場份額，塔塔、薩蒂揚、維普羅等巨頭把持著多家大型金融機構的數據和業務流程的外包業務。然而在去年底孟買恐怖襲擊和今年初印度第四大外包企業薩蒂揚曝出丑聞后，越來越多的西方企業將目光轉向了中國。

　　“金融危機之后，500強企業紛紛來文思考察，這是我們此前不敢想象的。”文思創新董事長兼CEO陳淑寧對《環球企業家》說。在2月24日剛剛公布的2008年業績中，這家軟件外包企業的營收達到了創紀錄的1.027億美元，相比2007年增加了63.7%。

　　突圍

　　中國軟件外包行業發軔于2001年，但最初的發展規模并不大，在2003年陳淑寧創立文思創新時，行業的整體發展仍然較慢，幾乎沒有一家軟件企業能夠突破1000人的規模瓶頸。事實上，直到2006年前后，中國軟件外包行業才獲得了質的飛躍。當時，商務部推出包括北京、上海、無錫、廣州、西安等在內的首批20個“雙百雙十”外包示范城市，加強對軟件外包產業的政策扶持。在這種環境下，各個城市都為軟件外包服務公司開出了極具誘惑力的優惠措施。

　　與此同時，IT外包的傳統大客戶—國際金融巨頭也在中國獲得了更大的發展空間。2006年底，《外資銀行管理條例實施細則》正式頒布，按照監管部門的要求，外資銀行轉制為本土法人銀行的條件之一便是將自己的數據中心遷至內地，位于大連的花旗軟件和技術中心正是為適應新的要求應運而生。到了去年，隨著外資銀行獲準開辦借記卡業務，對于數據服務的要求也隨之繼續加大。為了節省成本，很多外資銀行都將數據業務外包給國內的軟件企業和IT服務提供商，花旗中國便將自己的借記卡業務數據中心外包給了銀聯數據中心。后者是銀聯公司成立于2003年的中國最大的第三方銀行卡賬戶處理商。

　　另一個推手直接來自競爭對手印度。多年以來，印度外包企業一直頭疼于越來越高的工資水平、通貨膨脹以及員工流動率過大所導致的產業成本上升。而到了2008年，恐怖主義爆炸案則為印度軟件產業蒙上了一層至今未散的陰影，即便是印度信息技術中心班加羅爾也未能幸免。

　　最終，這些都成為包括大型金融機構在內的跨國公司青睞中國的原因。“他們也希望找一些備份的國家?！标愂鐚幗忉屨f。同時，很多已經在中國嘗到甜頭的金融機構則開始嘗試將數據中心和其它非核心業務的外包更多轉向中國?，F在，花旗銀行在大連和上海的兩家技術中心的分工相當明確：前者負責花旗亞太區的基礎性輔助工作如工資單、對賬單的輸出，上海數據中心則從事一些花旗銀行中國有限公司的系統開發和數據維護工作。而匯豐在上海和廣州的兩個數據中心，其業務也不僅僅局限于支持中國大陸。

　　成長的煩惱

　　當然，對于大多數中國的軟件外包公司來說，接下來的問題仍然相當艱難。

　　首先是嚴格的資格認證。印度的大多數軟件公司通過了IS09000，國際質量與CMM質量體系等多種行業認證。雖然最近一兩年中國軟件與服務外包企業也開始重視質量認證，但仍有較大差距。而客戶注重規格質量的特點在外包領域卻尤為明顯。“為了檢查‘確定’和‘取消’兩個按鈕是否在同一個水平線上，他們甚至會直接用尺子在電腦屏幕上量。”一位業內人士說。

　　即便是獲得認證資格后，要想獲得客戶的信任仍然相當困難。2006年，軟通動力便開始接觸瑞銀集團，試圖爭取其外包合同。當時，瑞銀出資從世界上最大的業務流程外包服務商維普羅請來工程師，給軟通動力的相關人員做有關瑞銀業務系統和外包工程的培訓。培訓過后，軟通動力將瑞銀要求的560多個業務流程詳細記錄下來，然后再給瑞銀確認。

　　在繁復的流程之外，軟通動力還必須能夠向瑞銀所要求的外包中心提供符合瑞銀要求的員工—最初的崗位要求是金融工程專業研究生學歷，首批36名員工則全部經歷了瑞銀在香港和新加坡的兩輪面試。而當軟通動力最終獲得了瑞銀驗收之后，一年的時間已經過去了。如今，軟通動力位于上海張江高科技開發區的研發中心已經超過了100名員工，負責處理瑞銀在東南亞衍生品、固定收益產品等等的業務分析等工作。

　　另一個讓人頭疼的是軟件外包公司的利潤。通常情況下，金融企業的外包業務可以分為幾個層次，低端的包括信用卡信息錄入、呼叫中心和客服中心，高端的則包括應收應付賬款處理、后臺系統清算對賬、企業客戶的年金和利息收入計算等。目前，幾乎所有中國的軟件外包公司最主流的業務模式便是出賣低端的勞動力：向發包公司提供人力，由對方管理研發和運營維護工作。相比印度承接項目，依靠自己獨立研發后賣軟件的外包模式，國內所承接到的仍然是利潤率較低的低端業務。不過陳淑寧卻對此頗為樂觀：“相對于印度在語言上的優勢，中國外包企業在軟件研發方面也有一定的競爭力，因為中國人更擅長做產品，而不是提供人力服務?！?

　　此外，中國軟件企業多年以來的老問題仍然制約著外包業務的發展：人才。在中國，相當數量的工程師都能夠看懂英語，但面對面的溝通能力卻嚴重不足。同時，盡管中國號稱擁有世界上最龐大的工程師隊伍，但是行業內的企業卻呈現出小而分散的特點，中國最大的軟件外包服務企業東軟集團大約為1萬人的規模，其它則分別在千人上下，而提供高度集中、專業化的服務卻正是跨國金融巨頭們所青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