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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質”的提升思考服務業發展

當前，上海的服務業正面臨著全球金融危機的考驗，如何走上良性發展軌道，是擺在理論界和實務界面前的重大問題。上海當前急需要做的，除了繼續貫徹以擴大內需為導向的增長策略，還需改善服務業的供給結構和供給水平。因此，上海要在服務產品的創意化、服務流程的標準化、服務產業的高科技化和服務過程的高質化上下大力氣

一直以來，我們都把服務業在經濟整體中所占比重的大小看作重要衡量指標；但今天，有必要更多思考服務業“質”的提升。

正視上海服務業有可能加重的“成本病”

從“質”的角度思考服務業發展，需要先認識服務業增長的性質和原因。

最近幾十年里，西方各國研究服務業增長規律的一些觀點值得關注。比如，各國的產業發展顯示，服務業在地區經濟總量中的比重都在不斷提高，但提高的原因卻有三種不同的性質：第一種是“需求拉動型”，即經濟增長帶來了財富總量的提高，推動人們對服務業產品的需求增加；第二種是“產業分工型”，即由于市場交易效率不斷提升，原先由制造部門或消費者自給自足的服務獨立出來了，形成了一些專業化的服務部門，服務業因增量供給帶來了“名義產出”的增加；第三種是“成本轉化型”，也就是說服務業的生產效率及其提升能力遠遠低于制造業，以至于服務業提供的產品的名義價格相對于國民經濟的名義價格指數過快增加，結果使得服務業“名義產出”擴張——造成了所謂的服務業“成本病”。

對于上海而言，上述三個因素中究竟是哪個在發揮著主導作用呢？這很難主觀回答。為此，我們可選取三個基本指標來度量，即人均可支配收入變動的幅度、服務業人均勞動報酬增加的幅度、生產性服務業被作為工業中間投入的變動程度。這三個指標分別用來衡量需求、成本和產業分工對上海服務業比重提高的影響。依據1997-2002年上海的實際情況與相關數據分析，可發現上海服務業比重的提高主要得益于“需求”因素。相對而言，“產業分工”的影響不大，而且參照國外同類指標水平，這一時期上海服務業被作為制造業中間投入的比例非常低（遠遠低于發達國家70%左右的水平）。至于服務業“成本病”現象，在這一時期的上海也并不顯著。但在接下來的5年中，上海服務業的“成本病”開始加重——根據2002-2007年的統計數據，我們發現，5年中上海第三產業從業人員的人均報酬迅速增至22944元，增幅達97.2%，相對于1997-2002年，絕對增幅增加了71.2%，而第二產業的絕對增幅僅增加了46.3%。可見，上海服務業低效率問題開始加劇。

突破過度關注“在地”服務業的思維慣性

2002年以來，上海經濟的發展環境發生了明顯變化，如信息技術快速普及推動服務外包的大規模發生，上海商務成本的提高導致制造業發展能力和比較優勢不斷降低，等等。在這樣的背景下，我們可以揣度，較前一個時期而言，“產業分工”對上海服務業比重提升的力量有所加強，而“成本病”癥狀也在服務業加速發展后不斷顯現。

當前，上海的服務業正面臨著全球金融危機的考驗，如何走上良性發展軌道，是擺在理論界和實務界面前的重大問題。結合上述三個因素的分析，我們認為，服務業發展的目標在于服務社會、促進生產，因此必須重視需求拉動。從這個角度出發，上海當前急需要做的，除了繼續貫徹以擴大內需為導向的增長策略，還需改善服務業的供給結構和供給水平，以培育新的增量消費服務。而對于“成本病”問題，最好的解決辦法是大力促進服務創新。但服務業創新不同于制造業創新，它更多表現在服務產品的創意化、服務流程的標準化、服務產業的高科技化和服務過程的高質化。上海當前急需做的是大力增加“跨地”服務業的比重，突破過度關注“在地”服務業的思維慣性。因此，上海要在上述的“四化”上下大力氣。

發達國家工業制造業衰落了？只是錯覺

我們還需要重點探討“產業分工型”的服務業發展路徑。最近幾年里，上海出臺了許多促進服務外包的措施，這對于提升服務業的發展速度功不可沒。但經歷這次全球性金融危機之后，許多企業開始意識到，服務外包雖然對自身生產效率的提高發揮了積極作用，但因為擴大了生產能力和增加了協調成本，也導致企業的市場風險加劇。比如，在金融危機過程中，外部環境的急劇惡化，使許多專業化服務企業遭到嚴重沖擊，尤其是中小型外貿服務企業。而那些擁有一定自我服務能力的工業企業雖然也遭受了不利影響，但它們通過減少對外訂單、轉向內部供給的方式，一定程度上保證了自身運轉的有序性。從運行機理上看，當需求水平收縮時，服務外包會在市場層面引發和放大“多米諾”風險效應，那些專攻生產制造或特定服務的企業必定會降低生產與服務能力，甚至停工停產，這使得企業需要分攤的固定成本大幅增加。此時，外包程度高的企業要比外包程度低的企業所受的沖擊更為強烈。

從國外實際情況看，發達國家的工業制造業在GDP中的比例很低，似乎工業制造業在本國經濟體系中的作用已“無關緊要”。但這只是錯覺，因為，發達國家的制造業已不再局限于地理范圍，而借助生產力（知識產權）和注意力（品牌）的雙重力量牢牢控制了全球的工業制造業，這是發達國家能夠大規模開展服務外包的物質基礎。有鑒于此，可以認為，以外力“迫使”工業企業開展服務外包以推動服務業發展，并非是一個無條件的發展模式，它需要以該地區擁有強有力的工業制造業控制能力為前提。顯然，上海必須重視并遵循這一內在規律要求，在認真研究本市工業制造業對外控制能力的基礎上，確立服務業與制造業的合理邊界；在確保風險與效率有效協調的前提下，科學看待自我服務與服務外包的關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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