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對經濟增長下滑和就業形勢嚴峻的雙重壓力，發展承攬國際服務外包不失為“保增長、促轉型”的戰略選擇之一。可采取放松關鍵性基礎設施管制、產業政策規范化、引導成熟的商業實踐和規范、加速企業模塊化改造、開發人力資源等政策措施，促進中國國際服務外包產業的發展
發展國際服務外包，消化產業轉型成本
外包并不是新生事物，上世紀50年代，它就廣泛存在于農業、建筑業、制造業、金融業、物流業以及公共服務等領域，只不過隨著全球經濟向服務業的轉型和信息通信技術革命的深入發展，發包—接包的對象從物品或貨物轉向服務或勞務轉移，發包—接包的關系從在岸向離岸方向發展。被稱為“下一次經濟革命”的國際服務外包，正日益成為結構轉型和擴大就業的關注點。
在經濟全球化條件下，一國經濟增長方式的成功與否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它們能否對國際環境的變化保持高度敏感性，以及面對世界經濟的諸多變化總能迅速而成功地做出調整，有效地化解產業轉型成本。一是預付進入新產業所需要的設備、要素組織和協調、基礎設施等方面的投資而發生的前置成本，以及消化停留在原產業中無法在新產業中發揮作用的設備、技術等沉淀成本。如果沉淀成本轉化為前置成本的比例越高，那么產業轉型就越順利。二是產業轉型的機會成本，在特定經濟增長模式主導下，進入一個產業就意味著蒙受未進入另一種產業的機會成本，但是在大國經濟模式中，由于大國擴大某類產品的供應，往往會降低這種產品在國際市場上的價格，從而陷入“報酬遞減的詛咒”，因而大國產業布局往往呈現出均一特點，不同區域的產業也可能驚人地雷同。在很大程度上，這種產業選擇和進入的機會成本就會轉變成為產業轉型的沉淀成本。三是產業轉型的社會成本，這些成本涉及到文化和價值觀念、社會偏好以及信任等因素，由于產業轉型必定造成一定范圍的裁員，從而導致社會生活水平和貨幣工資水平的變化，以及在職人員需要承擔一定的學習成本。降低社會成本對產業轉型和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的影響，其必要條件是增加政府補貼，但是，充分條件卻是一定時期整個社會必須具有“長痛不如短痛”的社會價值觀念，以抵消唱衰經濟增長和轉型的社會壓力和怨言。
發包—接包關系可以有效地重塑接包方企業的組織結構，使得企業消化因為產業轉型所承擔的沉淀成本，利用當地的比較優勢、培訓本地的勞動者技能，將自身納入國際性生產網絡，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開拓本地市場。鑒于服務本身的特殊性，特別是服務的有形性和無形性、服務供給與消費的不可分離性，以及服務的不可庫存性和產出質量的不確定性及缺乏標準化等方面的特性，使得服務消費與服務供給之間具有高度的信息不對稱性。服務外包相比于制造外包而言，更需要借助于中介機構的參與，從而使產業轉型過程中的交易成本和學習成本等，可以通過發包方和接包方共同承擔，實現雙方共贏。
發展國際服務外包，應對“人口紅利”衰減
不同國家的人力資本稟賦存在差異，人力成本套利是國際服務外包發展的基本動因。人力成本是服務過程的主要投入，由于不同國家不同類型人力資源的相對價格和相對供給存在差異，對于發包方而言，將服務過程細分并將其不同環節外包到人力成本相對較低的不同國家中完成，能夠賺取比較優勢效益。這就是實踐中發包方大多是相對工資水平較高的發達國家，而接包方則大多是相對工資水平較低的發展中國家的根本原因。例如，在美國，呼叫中心的普通崗位每小時工資20美元，而在印度每小時才1美元，美國將呼叫中心外包到印度，能夠極大地降低服務成本。同時，接包國從事服務外包的崗位屬于本國典型的高收入工作，在勞動者素質中包含較高人力資本，能夠創造更高的勞動生產率。
國際服務外包帶來的工作崗位轉移和流動，影響著全球勞動力市場，引發就業格局的全球性調整。盡管在表面上，國際服務外包導致發包國就業崗位的流失，但是實證研究卻得出相反的結論。相比制造外包而言，服務外包就業吸納彈性更大，同樣的經濟增長速度可以吸納更多的就業。此外，由于服務外包具有信息通信技術承載度高、附加值大等特點，吸納高素質勞動力的能力更強，這對于緩解當前中國面臨的大學生就業壓力的意義重大。
有專家指出，“服務是人力資本從事經濟活動的過程，沒有靜態性質，不可能脫離其主體即人力資本而存在，因此不存在所有權的交易，服務只是讓渡人力資本的使用權。”國際服務外包為人力資本提供了“邊干邊學”的機會。在這一過程中，人力資本實現了增值。中國“人口紅利”的“大頭”在農村，但農村勞動力人力資本未得到有效開發，人力資本積累水平偏低，而人力資本水平卻是促進經濟發展和結構轉型的重要因素。承接國際服務外包就成為促進勞動技能提升、人力資本增值的有效載體。承接國際服務外包創造了一個新的勞動環境，那些學習能力強的技能型勞動力更容易受到雇傭，他們的被雇傭產生外部性，勞動力開始注重能力積累，當技術和知識被更多的低技能勞動力所掌握時，整個社會的人力資本水平就會得到全面的提升。
長期以來，充足的勞動力供給對推動中國經濟的增長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隨著中國勞動年齡人口增長率的逐步降低，單純依靠生產要素的高投入促進經濟增長顯得越來越不現實。當前，原材料等初級產品價格的上升、環境管制的加強以及高工資和勞動力的短缺，基于資源消耗和廉價勞動力的供給，粗放性經濟增長面臨著日益加大的“資源詛咒”的壓力。同時，由于國際金融危機加深、世界經濟衰退、能源價格不確定性、國際貿易和投資保護主義抬頭等，導致對中國資產價格重估等因素的影響，國際貿易條件不斷惡化，存在著跌入“悲慘性增長”陷阱的可能。2007年中國服務業占GDP份額僅為39.1%，與消費性服務業相比，生產性服務業發展滯后，加速發展國際服務外包恰逢其時。當然，發展國際服務外包的目標絕不僅僅是為了單純地追求提高服務業在GDP中的份額，其長期目標應是為打通技術創新、產業轉型和增長方式轉變之間的有效連接奠定有效的途徑。
促進中國國際服務外包產業發展的建議
面對當前全球金融危機不斷肆虐、外部需求受到嚴重沖擊以及要求人民幣升值等壓力，發展承接國際服務外包面臨的不確定因素有所加劇。從整個國際服務外包的格局來看，盡管國際金融危機使得金融服務外包市場不斷萎縮，國際外包服務籠罩在蕭條的氣氛中，然而，經濟全球化以及基于國際服務外包的全球經濟結構調整，并不會逆轉。為了提前做好應對下一輪國際外包服務增長和發展的準備，筆者提出以下建議。
第一，放松關鍵性基礎設施管制。國際服務外包建立在現代信息通信技術基礎之上，對通信、運輸、金融和能源等相關領域的基礎設施依賴性較強。在經濟全球化和全球信息化的形勢下，由于受制于技術經濟條件、市場需求等外部約束，關鍵性基礎設施行業從管制走向放松管制仍處于不斷發展變化之中。通過引入市場競爭提高產業運行效率，再通過放松管制或者重新設定管制規范，校正市場失靈，這對于創造良好的國際服務外包環境至關重要。20世紀70年代以后，以美國、英國等發達國家為中心在諸如電信、運輸、金融、能源等許多產業領域實行放松管制，實踐證明放松管制的措施確實有利于效率的改善。
第二，調整產業政策的功效。產業政策的功效必須轉向為企業家挖掘創新租金和技術進步租金提供政策導向，以便讓企業家發現更多的投資和盈利機會。國際服務外包并不適宜制定統一的規劃和產業政策，而更適宜企業家與政府之間展開充分的對話，在時間接續性好、產業互補性強、人力資源對等匹配的一些特定的產業集聚區和產品等方面，可考慮建立企業家理事會，由企業家理事會定期向境內外發表產業發展評估、商業制度環境以及人力資源等方面的咨詢報告。
第三，引導成熟的商業實踐和規范。國際服務外包所信賴的基礎是商業伙伴之間的誠信、合同的可擴展性以及相關的信貸追索和利潤分享等因素，政府應加快創造履行良好誠信的商業文化以及有助于化解利益沖突、減低風險的制度環境。
第四，著力加速企業的模塊化改造。對于企業而言，模塊化改造是根據原有生產過程及產品形態，再結合新的市場需求的理性選擇。在向模塊化組織轉型時，要結合行業特征和供應鏈特征，準確定位，發揮比較優勢，積極創新并通過全球網絡整合資源，提升國際競爭力。當前，中國企業制度的轉變已經開始越發顯露出適應經濟全球化和信息通信技術革命的趨勢，但是，真正的關鍵在于：是否真正掌握內置在這些林林總總模塊中的知識？即使在能夠嫻熟運用這些被編碼化知識的前提下，能否將其與企業制度變革和本土創新結合起來？無論是產品模塊化、生產模塊化，還是組織模塊化，重要的是如何不斷增強產品專業化能力的學習。
第五，開發人力資源。開發人力資源可以與承接國際服務外包發展、就業結構變革、勞動者技能提高等相得益彰。互聯網的普及和其所帶來的知識傳輸和擴散體系的廣泛性，已經使得人力資本的形成機制和人力資源的開發方式發生了巨大變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