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重慶市常務副市長黃奇帆在《21世紀經濟報道》上發表了題為《后危機時代的重慶道路：金融業成為支柱產業》。

　　此文的諸多觀點在下是頗為認同的，尤其認為其對經濟轉型背景下的重慶方略有許多值得探討的地方。

　　30年的改革開放，12年的直轄，無疑都為重慶市的經濟發展積累了足夠的底氣。突如其來的經濟危機，對世界而言的是一場巨大的挑戰，對中國而言則更像是一場前所未有的大機遇。

　　這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和世界列強經濟金融實力的此消彼長，增強了我國在世界經濟金融中的地位。二是在某種程度上，推進了我國產業結構的轉型，平衡了南北、東西經濟金融的非均衡發展，加速了產業轉移的西進步伐。

　　可以這樣說，在這樣的情況下對中國內陸而言，將要面對的機遇更是前所未有的。一個成功的例子就是富士康的落戶重慶。

　　就金融而言，今年以來，重慶市貸款同比增幅已經連續八個月穩居全國首位。可以說，重慶已基本具備成為西部和長江上游跨越式發展戰略支撐的相應條件。2009年1月，《國務院關于推進重慶市統籌城鄉改革和發展的若干意見》正式頒布，強調要促進重慶金融加快發展，在國家層面提出要將重慶建設成為長江上游地區金融中心是具有相當前瞻性的科學決策。

　　那么，就重慶而言現在要回答的不是要不要建和有沒有條件建立金融中心的問題，而是如何定位和如何建的問題。

　　中央關于長江上游地區金融中心的定論就決定了重慶與上海、北京等國際金融中心定位不同。作為區域金融中心，其集聚和輻射的范圍是藏、青、陜、川、渝、云、貴、鄂的廣大區域，具有鮮明的內陸開放型特征。與一些城市金融中心定位也有質的差異：擁有功能相對完善、規模可觀的市場交易中心，金融及相關產業集群特征明顯；具備可供支撐和縱深的二三級城市，對區域經濟金融發展產生明顯的聚集、輻射效應。

　　這就衍生出兩個關鍵性問題：其一是與輻射圈內其它大城市的平衡問題。二是金融市場搭建的切入點是什么。

　　其實，這兩個問題也可以合并成一個問題，就是重慶的成都問題。這不是普通網民談論的成渝之爭。而是現實的在特定區域經濟范疇內的經濟金融競爭和生存空間問題。

　　今年9月，摩根大通銀行（中國）有限公司成都分行正式對外營業，駐蓉的外資銀行達到9家。成都擁有的外資銀行數，不僅居西部第一，在全國也排在第四位。建行唯一全國性呼叫中心建在成都高新區，而工行、太平洋保險、泰康保險等12家金融機構的全國數據中心、呼叫中心、災備中心、卡中心正在成都興建。成都以全國金融服務的總后臺”的模式圖謀西部金融中心”的野心昭然若現。

　　不巧的是這兩座歷史淵源頗深的城市，在輻射范圍上卻又如此接近。

　　剩下的問題是重慶應當如何突圍。

　　誠如黃奇帆所言，重慶目前在幾個方面是做得不錯的。

　　一個就是OTC市場。建立全國性場外交易（OTC）市場中心，不但能夠改變資本市場等要素市場配置偏重沿海經濟發達地區的現狀，對天津OTC市場形成有益補充，加快全國OTC市場發育，也能夠有效提高中西部地區非上市公司、中小企業直接融資水平。這個市場的建設目前重慶是已經取得相當成效的。

　　再一個就是重慶聯合產權交易所。目前，這個交易所的運作應該是不錯的。剩下的就是如何擴充交易品種和交易工具，積極爭取先行先試政策，爭取建設全國首個私募股權交易中心的問題。

　　當然，就未來重慶金融中心建設，個人認為還有幾個方面是可以著力的。

　　其一是打造中央銀行綜合服務基地。爭取建設央行重慶災備中心，增強央行各類金融基礎信息系統可靠性，為中西部中小金融機構提供異地災難備份和恢復功能。利用重慶及周邊礦產資源和冶煉優勢，爭取設立造幣廠，降低西部地區貨幣押運費用。爭取設立跨區域的鈔票處理中心，幫助周邊省份降低鈔票處理費用。并在此基礎上，爭取在重慶建立全國性電子票據交易中心，形成全國統一的集票據交易、托管、清算、查詢等功能于一體的交易平臺。

　　中央銀行綜合服務基地的作用自不必多言。證券交易所和黃金交易所對上海經濟的貢獻更是顯而易見。

　　其二是整合地區金融監管資源。目前，重慶是全國不良資產率最低的三個地方之一。如何繼續保持和鞏固過去五年的風險防范方面的成績不僅是重慶建設金融中心的必要保障，進一步而言，更是重慶建設金融中心機遇。

　　重慶的金融監管主要由人民銀行、銀監局、保監局、證監局負責，隨著小額貸款公司的出現金融辦從某種意義上也跨入了金融監管行列。如何整合監管力量，減少對金融機構正常經營活動的干擾（多部門，甚至包括工商、稅務等部門在內的分別檢查對金融機構正常經營活動的影響顯而易見），重慶應該在這方面進行一定的探索，爭取國家政策傾斜，開展相應試點。提升服務金融機構的軟環境對重慶建設金融中心無疑是有所助益的。

　　在此基礎上，行程具有重慶地方特色的相關法規，保障金融機構合法權益，降低金融交易成本，提高解決金融紛爭的有效性和公正性是另一件必須提上議事日程的事情。近期《上海市推進國際金融中心建設條例（草案）》這一國內首部圍繞金融中心建設訂立的地方性法規的相關工作值得重慶借鑒。

　　其三是征信體系的建設。重慶人民銀行的征信工作是走在全國前列的，比如其與重慶市高法的協議就將判決信息納入了其征信系統。事實上，雖然國務院的新三定方案明確了人民銀行主管征信業，但實際各個部門也有建立相應業務征信系統的。如果重慶能利用兩江新區設立的契機，爭取試點，把各個系統的征信信息整合到人民銀行的征信系統中去，同時嘗試通過合作協議的形式，將征信信息產品化。不但可以為金融機構提供更加豐富完善的支撐，另一方面也可以在國內領先探索建立征信服務產業鏈條，創造新的經濟增長點。

　　其四是打好城鄉統籌這張牌。土地流轉必將導致規模化農業的蓬勃發展。那么，在這個過程中如何發揮金融的作用？一個是流轉，一個則是經營。銀行的信貸當然是必要的條件，保險業專門開放的相應保險品種也是可以推進的方面。如何拉長農業產業鏈條，最終實現上市則是遠期的規劃了。

　　其五是黃奇帆也提到內需立國，其中的第四點是積極支持中小企業發展和個人創業，就這一塊而言，重慶是做得相當不錯。在圈內而言，重慶的弱勢金融在全國都是有名氣的。如何打響這張牌，對于重慶金融中心建設也是有所好處的。

　　誠如黃奇帆所言，后金融危機時代的重慶道路，金融企業成為支柱產業。不管對黃奇帆的評價有多少，好的，或是壞的，中國最懂金融的市長放在他身上絕對是恰當。如何做大做強重慶的金融業，相比他比我們都更有答案。

　　只是，重慶本土的金融機構，如重慶商業銀行、重慶農村商業銀行如何利用總部優勢做大、做強，科學創新，則也是無法回避的責任。

文/渝人守望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