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學教授不可能被外包——訪哥倫比亞大學教授潘那格瑞

潘那格瑞，出生于印度，后赴美國留學，畢業于普林斯頓大學經濟系，獲經濟學博士學位。曾先后在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貿易組織、亞洲開發銀行等國際組織工作，擔任過這些組織的首席經濟學家等職務，后到馬里蘭大學（馬大）任教，擔任過馬大世界經濟研究中心主任，目前是哥倫比亞大學國際與公共事務學院教授和布魯金斯學會高級研究員，主要研究方向是印度經濟、世界貿易，是美國有名的外包問題專家，代表作《印度：崛起的巨人》。

·記者手記·

最近在中國，關于一些主流經濟學家”的討論鬧得沸沸揚揚。國內一些經濟學家依靠其在經濟領域掌握的話語權為自己謀利。這些經濟學家的行為受到了民眾的強烈指責。美國的經濟學家是否為某個利益集團說話？他們的學術獨立性到底如何？記者就此話題采訪了哥倫比亞大學經濟學印度裔經濟學教授潘那格瑞。

企業外包”是美國眼下最熱門可能也是爭議最大的一個話題。翻開美國報章，打開美國電視，有關企業外包”的報道比比皆是。有許多美國政客攻擊外包奪走了美國人的工作機會。企業外包”對美國經濟到底有利沒利？外包是否搶走了美國人的飯碗？圍繞這個核心問題，記者對哥倫比亞大學印度裔經濟學教授潘那格瑞進行了獨家專訪。

兩次專訪都是通過書面進行的。采訪提綱發出后，記者很快收到了潘那格瑞的電子郵件回復。由于出生在印度，印度裔美國人的生活經歷為潘那格瑞觀察世界貿易和經濟問題提供了一個獨特的視角。雖然迄今未曾謀面，但記者很快與潘那格瑞建立了友誼。以后他又多次接受記者的采訪，每次都答應得特別痛快。駐美幾年，記者結識了不少類似這樣不曾見面的朋友。

美國經濟學家為誰說話

潘那格瑞說，美國社會具有尊重學術自由的傳統，經濟學家把學術獨立性看得非常重。這一方面是因為憲法第一修正案對學術自由提供了法律保護，另一方面也得益于美國社會的權力結構比較分散。政府的權力受到限制，數量眾多的私立大學獨立于政府之外，絕大多數思想庫也不接受政府資助，這樣從根本上保證了經濟學家的學術自由。

潘那格瑞告訴記者，像哥大這樣的學校，經濟學教授基本上都能夠做到學術獨立。為什么？第一，有終身教授制度。作為學校的終身教授，經濟學家享有工作上的絕對安全感，不會因為與校方持不同意見而受到報復和解雇的威脅。第二，相對豐厚的報酬。哥大的經濟學家年薪普遍能夠達到20萬美元，一些特別優秀的能夠達到40萬-50萬美元甚至更多。這也使得經濟學家沒有必要為了一點蠅頭小利就降低身價去做一些損害自身學術威望的事情。在美國，最好的經濟學家基本上都在大學里當教授。即使到政府部門和其他私營企業就職，最后一般還會回到大學執掌教鞭。潘那格瑞說，他本人以前在世界銀行工作過，后來之所以到了哥大，就是因為喜歡大學的自由氛圍。他說，在世行工作的經濟學家在公開場合是不能隨便講話的，即使有不同意見也只能內部提。他還舉例說，著名經濟學家、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斯蒂格里茨曾經是世界銀行的首席經濟學家。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爆發后，斯蒂格里茨多次在公開場合跟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頂牛，強烈反對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處理危機的一些做法，結果被世行解除了雇傭合同。后來斯蒂格里茨來到哥倫比亞大學，成了潘那格瑞的一名同事。

這位印度裔經濟學家對記者說，他沒有兼職，沒有去做任何公司的獨立董事。既然沒有兼職，也就不存在本職與兼職之間發生利益沖突的問題。潘那格瑞明確告訴記者，他把學術獨立性看得比金錢更重要。如果有公司請我做獨立董事，我絕對不會在學術人格上跟公司妥協！”他還告訴記者一個真實的故事：世界銀行知道我在貿易方面是個行家，曾經多次提出要給我一份工作，就是為他們撰寫一份報告，鼓吹一下北美自由貿易協定的好處。世行還承諾給我豐厚的報酬。但世行每次提出來，我都堅決推掉。為什么？不是因為我不喜歡金錢，而是因為我壓根兒就不喜歡北美自由貿易協定。”

中國和印度并未搶走美國人飯碗

記者：很多美國人認為，企業外包”是造成美國當前無就業型復蘇”的根源。作為研究企業外包”問題的著名學者，你怎么評價這種說法？

潘那格瑞：我一直堅信，如果美國的經濟復蘇能夠持續下去的話，就業機會肯定會隨之增長。美國經濟年增長率達到了4%到5%，就業機會沒有理由不增加。最近的美國就業數據證實了我的判斷：2004年3月份，美國新增就業崗位38萬。就業形勢主要取決于宏觀經濟政策，而不是對外開放程度，包括外包”。

記者：有人認為，由于美國企業將大量業務外包”到中國和印度，因此中國搶走了美國制造業工人的工作，印度奪走了美國白領的飯碗。你怎么看？

潘那格瑞：從本質上講，外包”與其他類型的貿易形式沒有任何不同。早在20多年前，美國人就擔心，外包”會使得美國工人的工作越來越差。但這種事情從來沒有發生過。

隨著美國公司把業務外包”到中國和印度，美國工人正在逐步轉移，他們在其他行業找到了更好的工作。外包”并不是一場誰都贏不了的零和游戲。如果是的話，貿易保護主義早就旗開得勝了。

記者：企業外包”是從什么時候開始的呢？

潘那格瑞：早在10多年前，很多美國公司就開始使用電話語音技術，來幫助客戶查詢目錄，并回答消費者的問題。接線員這樣的工作隨之逐漸消失。同樣，我還記得15年前，大學給我配的打字員被辭退了，取而代之的是校方給我提供的一臺桌上型電腦。

由于國際長途電話和因特網接入價格越來越低，許多美國企業目前紛紛把部分工作崗位外包”到班加羅爾、上海和馬尼拉等地。今天，如果你撥打美國公司的電話，接線員很可能是在班加羅爾、上海和馬尼拉的外國雇員（注：記者駐美期間經常碰到這樣的情況）。許多反對外包”的美國人說，這些就業機會是我們美國人的，因為外包”而流失到了海外。事實的真相是：這些工作崗位早在10多年前在美國就已經消失了。關閉企業外包”的大門，不可能使這些工作再回流到美國。

記者：這樣說來，外包”是美國為經濟全球化而付出的代價的說法站不住腳？

潘那格瑞：經濟全球化包括很多方面，如貨物貿易、服務貿易、技術貿易、金融資本的流動以及人力資源的跨國流動等等。外包”只是經濟全球化的一個方面，屬于服務貿易的范疇。最近有一些美國人認為，貨物貿易和服務貿易是好的，而外包”不是好的，這完全是胡扯！外包”只是服務貿易的一種形式，怎么會不好呢？

記者：目前美國許多州議會和國會都在醞釀和提出一系列限制美國企業外包”的議案，以保護美國人就業。你怎樣看待這些議案？

潘那格瑞：這些議案一旦成為法律，只會遭致失敗。全球經濟競爭如此激烈，對企業外包”進行限制只會讓美國公司破產！戴爾公司之所以成功，是因為它把技術支持部門外包”到了班加羅爾，大大降低了它的運營成本。假如美國政府禁止戴爾外包”，戴爾可能不得不宣告破產。到時候美國的失業人數會更多。

記者：美聯儲主席格林斯潘多次表示，保護主義不是外包”對策，培訓美國工人才是出路。你是否贊同他的觀點？

潘那格瑞：的確，美國政府現在必須對美國工人進行再培訓，使其能夠勝任技術性更強、收入更高的工作。這要求美國政府建立一個更廣泛的就業培訓計劃。目前看來，只有制造業的失業工人得到了政府的幫助。

記者：美國的政府官員似乎反對外包”的居多，是這樣嗎？

潘那格瑞：不對！總統布什就贊成企業外包”。俄亥俄州是美國貿易保護主義的中心。布什前不久在該州發表公開講話，對企業外包”的反對者進行了直截了當的批評。反對企業外包”的主要政治勢力是民主黨。民主黨具有貿易保護主義的傳統，最近一直是民主黨在猛烈抨擊企業外包”，認為外包”是造成美國當前失業率居高不下的罪魁禍首。不過就連民主黨也沒有把外包”一棍子打死。他們目前呼吁國會采取的那些反外包”措施，只不過讓美國企業的外包”成本稍稍有所升高。

記者：你怎樣預測美國企業外包”的發展趨勢？

潘那格瑞：外包”的規模將繼續擴大。但是沒人能準確預測未來外包”的實際規模，以及哪些崗位將被外包”掉。遠在20年前，有人預測過因特網的崛起嗎？

記者：在未來，像你這樣的（美國）經濟學教授有沒有被（外國同行）外包”的風險？

潘那格瑞：這的確反映了許多美國人的擔憂，害怕越來越多的白領工作被外包”到國外。其實，無論科學技術如何發展，許多工作崗位始終不可能被外包”。例如，人們往往認為印度能夠制造一些尖端信息技術產品，但印度并未真正像美國那樣，形成尖端優勢產品的生產能力。同樣，世界一流的經濟學研究成果也不可能在印度的大學里大量誕生。（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