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8月9日，華為“鴻蒙”揭開面紗，成為世界焦點。華為消費者業務CEO余承東一身休閑打扮站在鎂光燈下，一如既往地意氣風發：

如果安卓不能用，鴻蒙隨時可用。

這是華為在全球科技舞臺上的新高度，也是中國科技產業的新高度。從芯片到操作系統，從1G到5G，在這條路上跌跌撞撞幾十年的中國科創，終于走到了任正非所說的“山頂”前。

蟄伏：暗度陳倉

1984年，瑞典愛立信公司向新中國派遣了第一位淘金者：畢爾克(Per-Olof Bj?rk)。

在與南京郵電部門的接觸中，等待12個小時才與公司通上國際長途這件事，讓畢爾克堅定地認為，這個世界上人口總量最多的國家，其通信市場將是一塊無比巨大的蛋糕。

當年12月，沒能拿到南京訂單的畢爾克趕赴北京，和電信管理局的官員舉行會晤。從車水馬龍的二里溝談判大樓走出來后，他面帶微笑。此后，愛立信與秦皇島簽訂合同，并向秦皇島輸出了一套移動通信設備系統;

這也是新中國第一套投入使用的移動通信設備系統。

當時，秦皇島被列為中國首批沿海開放城市，但其落后的通信技術制約了改革開放進程。為解決這一問題，秦皇島在上級領導指示下，向6個國外公司發出了“詢價書”與“技術規范書”。但在給出報價的4家公司中，只有愛立信勉強同意，可以向中國輸出技術與設備。

▲《瓦森納協定》的前身——“巴黎統籌委員會”

其他公司拒絕中國是因為一個非官方機構：巴黎統籌委員會。

這個在當時兩極格局下咬牙與蘇聯爭斗的秘密組織，禁止發達工業國向社會主義國家輸送先進高科技。這讓包括愛立信在內的許多西方企業，都不敢明目張膽向中國售賣設備和新技術，也讓秦皇島這次中外談判一度陷入僵局。

最終，雙方各自讓步，四輪談判后，達成了一個“減少數字端數量與新技術緩期供貨”的共識：愛立信只出售落后的“蜂窩450兆的移動通信系統”給中國。

這與中國制定的標準“900兆”相差甚遠，秦皇島也只能無奈接受。

但愛立信在執行合同時，卻給了秦皇島夢寐以求的達標系統。

在媒體日后的報道中，此事僅一筆帶過。《世界電信》簡單概況：“中方以理說服，愛立信立足長遠，450兆的設備換成了900兆。”

1987年5月，歷史性時刻來臨，秦皇島除了打漁船和北戴河外再添亮點——中國第一個移動電話通信系統在此開啟。

隨之而來的，還有100部3公斤沉的手機，售價高達27000元。

27000元在當時抵得上一套秦皇島的房產，雖然因此購買者寥寥無幾，但步入新時代的普通中國人，開始感受到高科技的昂貴。

1990年中國首次舉辦亞運會，秦皇島承接了水上項目：帆船、帆板比賽。能在一片汪洋中無死角傳遞各種信息、實時反應海上賽事情況的移動通信設備，派上了大用場。

因表現優異，秦皇島的通信工作被亞運組委會頒發了一等獎。

1G時代的科技開始加速改變中國人的生活，但在整個1G時代，這種改變都是被外國公司推著走的。通信科技，多半也只是外國公司的專有名詞。

九十年代后，中國移動通信需求激增，但咽喉被“七國八制”緊扼：美國朗訊、法國阿爾卡特、加拿大北電、德國西門子、瑞典愛立信、比利時BTM、日本的富士通和NEC。

中國本土先后成立的巨龍通信、大唐電信、中興、華為等，當時只能望洋興嘆，或臥薪嘗膽，或自暴自棄。

1999年，任正非帶領華為員工來到珠海憑吊“中國第一高樓”巨人大廈，這棟爛尾樓曾代表著中國最好的科技企業。但它彼時已然落幕，史玉柱正研究著用腦白金東山再起。

也是在那一年，華為成功跨過百億大關，并決定從固網戰略轉移到GSM移動通訊領域。一位前往華為餐館的副市長在歡迎宴上問任正非：政府要做些什么才能促進企業的發展?任正非回答：

什么也不要干，政府只要把道路修好、把城市綠化好，就是對企業最大的幫助。

還是在這段歲月，年輕一代的創業者、冒險家也紛紛上場了，而且，他們不再是挖礦、蓋樓，也不再是開店，辦廠。他們的名字叫馬云、馬化騰、李彥宏、張朝陽……

互聯網，這個被認為下一輪工業革命的時代巨浪里開始有了中國人的身影。已經落后百年，甚至消逝在全球經濟產業浪潮的中國，正步履蹣跚地重回世界舞臺。

失陷：口蜜腹劍

2001年9月11日，紐約世貿中心大樓遭恐襲坍塌的照片瞬間傳遍全球。其快速傳播依賴于移動通信技術在全球的高速發展。彼時的中國正開始從1G向2G過渡，而鄰國日韓已經開始頒發3G牌照。

落后就有機遇，甚至落后就是機會。

美國華人朱寶麒就是看好機會的人之一。在美國融資創業的計劃落空后，他第一時間想到太平洋彼岸的中國。“911”事件發生幾周后，當看到首都國際機場僅有的兩條跑道和兩個候機樓，他便在北京的夜空中暗自慶幸：

沒有來晚。

朱寶麒決定在中國大干一場，贏在由互聯網和移動通信共同推動并必將有所成就的大科技時代。而且，他還掌握了核心：微硬盤。

這種由IBM開發的新數據存儲設備，體積小、容量大，能廣泛應用在數碼相機、MP3、手機等電子設備上，在當時被視為行業的未來。

但朱寶麒運氣不佳。互聯網泡沫破滅，創業投資氛圍整體低迷，他在北京等地尋找投資相繼受挫，直到經人介紹，認識了正在北京開會的貴州省大領導，并用“10年內在貴州實現1000億美元高科技產值”的豪言打動了對方。

1000億美元等于再造一個廣州市，貴州決定賭一把：組建合資公司。朱寶麒負責組建團隊在貴陽建廠并以技術入股，政府協調貴州本地企業出資。

貴州很快迎來一個春天，而且看上去很美——

建廠八個月就實現量產，趕在東芝、希捷之前，創造了全球第二家1英寸微硬盤廠商的成就，并且放出豪言：在明年，開槍為希捷送行。

2004年冬天，就在朱寶麒謀劃為世界硬盤巨頭希捷送行時，松下、日立、索尼等十余家日企密會于大雪突降的北京，專門為中方高層科普了一次“專利立國”。

幾周后，日立硬盤便以專利侵權為由，狀告貴州微硬盤，用實際行動為中國上了“生動一課”。這也是外企的慣用戰術：

先讓你去投入，再扼殺你于搖籃中。

這一官司，直接推動中國在2005年首次提出要“建立重大經濟活動知識產權特別審查機制”。而這背后最大的意義在于，讓更多的中國企業看到了：

在弱肉強食的世界商業法則下，不掌握核心就會永遠被動挨打。

2006年，三星發布了全球首款8GB微硬盤手機。但在美國加州，北部地方法院卻宣判了貴州微硬盤項目死刑，中國唯一微硬盤項目解體。

7月2日晚，貴陽城郊的微硬盤廠永遠關上了大門，相關人員全部遣散，外籍員工最后一批撤離，夏日的涼風緩緩吹過，大巴駛向城內，一路沉寂。

連核心員工都得靠外籍，這是貴州微硬盤的另一個短板。它的背后，則是中國在科技人才上的梯隊失陷。

其實，美國防止中國在高科技突圍的案例，早在貴州微硬盤倒下之前就已頻頻發生，甚至越演越烈：

1999年，在美國洛斯·阿拉莫斯國家實驗室工作的華裔核物理學家李文和，被美方扣上“中國間諜”的帽子。理由是，他幫助中國盜竊了美國最先進的核技術。此事在被澄清是虛無之后，李文和寫了本書——《我的國家控告我》。

2001年，三名華人被美國逮捕，原因是他們想在中國設立一家高科技企業，在美媒的輿論中，這個案件還牽扯到了大唐電信。

當時，大唐電信被認為是代表中國突圍通信產業的典范，它是中國第一個能提供具有自主知識產權的CDMA移動通信商用設備的電信設備供應公司，先后打破了外國企業對中國SIM卡的壟斷。

2002年，年銷售將近200億美元的思科，制定出一個特別的專案計劃并且成立專案組，集中力量辦一件大事：以“知識產權”為抓手，全面圍剿當時年銷售額才200億人民幣的華為。

……

封殺、圍剿中，有的人倒下了，如貴州微硬盤;有的人，卻向更高的山峰攀登，并且越站越高，比如華為。

在被思科特別看得起的2002年，華為開始介入CDMA網絡的研發，并由此起步，堅定不移向網絡科技挺進，2G不夠好，繼續干3G，3G還不夠，就干4G……

集中力量，對準城墻口發起了沖峰。

追趕：乘風破浪

2007年，顛覆世界的iPhone問世，這也讓世界認識到了中國制造的力量。

iPhone預計上架時間不足兩個月時，喬布斯突然將手下核心成員召集進了一間會議室，氣沖沖地掏出兜里的iPhone樣機與鑰匙，聲色俱厲道：我不愿意出售會有劃痕的產品。

“喬布斯需要的iPhone屏幕，是不會被鑰匙劃傷的玻璃。”而且，“這件事情必須在六周之內辦好”。

會議室中，蘋果公司的高管們面面相覷，一位管理人員則趕緊沖出大門，訂了一張前往中國深圳的機票。因為他知道，喬布斯的這個要求，只有中國才能實現。

因為在那里，才有隨時可以擴員的產業工人，才有一夜之間就可拔地而起的工廠，才有數百家工廠組成的零部件與服務供應鏈，以及24小時不間斷的車間。

“整條供應鏈如今都在中國。需要1000個橡膠墊圈嗎?隔壁就有這樣的工廠。需要100萬個螺絲釘嗎?廠子就在一個街區之外。需要對螺絲釘做一點小小的改動嗎?三個小時就可以辦到。”這就是蘋果高管眼里的MADE IN CHINA。

美國(蘋果)創造，中國(富士康)制造，成就了iPhone，推動網絡進入新世界。

世界電子工業新的黃金時代開始了，誰不希望在這時代多分一杯羹?

即便改變總是艱難的。

2008年4月1日，在全球金融危機背景下的愚人節里，《人民日報》上寫著：3G來了。與之伴隨的是，中國人自己制定的3G標準“TD-SCDMA”也來了。

這比首款支持3G網絡的iPhone發售，早了3個月。

代表中國提出TD-SCDMA標準的，正是此前被美國虎視眈眈的大唐電信。而另一家創立和成長于中國的企業，則早在4年前就已成功研發了可適用于TD-SCDMA的手機芯片，并走到一個關鍵節點上。

這家企業，名叫展訊通信(Spreadtrum)。它一出手就肩負著實現強大中國手機芯片的夢想，但因參股外資眾多，赴美上市后，其話語權一直在美國資本手里。

金融危機讓展訊的創始人武平看到了機會，當展訊股價跌至低谷時，只要1億美金就能買回“救世主”。武平開始上下游說，希望中國資本能把展訊買回家。

但此時，臺灣聯發科聯手深圳華強北占據了國產手機90%的份額。中國3G商用還要在一年以后，展訊在一眾資本眼里還沒有價值。

無法實現把展訊留在中國的武平，一時間心力交瘁，掛冠而去。他既沒套現到巨額財富，也沒成為世人眼中的大商人，但在接受采訪時候他說：

我在不在展訊沒有關系，但展訊一定要留在中國，這里是展訊的根。

終于，2013年，一位在世界舞臺沖鋒的中國企業家讓武平的夢想徹底落定：清華校友趙偉國領銜的，由他私人公司與清華控股改組成立的紫光集團，對外宣布完成了對展訊的收購案。

清華控股負責人附帶評價稱：“收購的完成標志展訊成為一家真正的中國企業，芯片設計對于一個國家的通訊及信息安全具有重大戰略意義。”

而此時，已是4G推動中國不斷搶跑移動互聯網的新時代了。

奔跑：直掛云帆

iPhone來了，智能機來了。當蘋果、三星等合力把諾基亞推下深淵時，又一批中國創業者、企業家，踏著科技與時代的巨浪登臺，與巨頭公司分庭抗禮，而且從中國走向了世界。

2011年8月，當臺上的雷軍一一列舉了友商同等配置的手機價格并神神秘秘地問道小米該賣多少錢時，臺下有人答：￥5000。

雷軍會心一笑后，大屏幕上出現了：“￥1999”。

在小米風光無限時，OPPO設計了首款滑蓋智能手機，請來國際男星萊昂納多代言，卻成為了“沉沒的泰坦里克號”。哀鴻遍野下，其南京市場負責人李杰挺身而出，主動向公司提出要去攻克東南亞。

以印尼起步，李杰單槍匹馬從0到1，帶出OPPO的國際化，也跑出中國品牌企業國際化的新成績。在其示范下，小米、vivo、一加、金立紛紛搶灘海外。

這當然不是一條坦途，就像當初和如今的華為。

致命的，依然是核心技術。

2014年，在印度一路順風順水的小米被愛立信專利訴訟，面臨禁售。雷軍提出的出海十個國家攻勢，不得不暫緩。據《志象網》報道：期間，雷軍去了一趟印度，回來后大病一場。

此后，印度成為中國手機品牌專利糾紛的高發區。金立、小米、OPPO、vivo等國產廠商都在此被巨頭科技公司起訴過。

2018年，中興事件爆發，進一步讓國人看到不能掌握核心的心酸，看到世界對中國核心的扼殺，甚至禁不住要問：

中國的科技真的那么脆弱嗎?

圍堵者可不會給對手太多思考的時間，制裁華為接踵而來。

但這一次，提問者得到了毫不示弱的回答：

“哪怕挨打很疼，華為也不能輸。”

隱忍15年的備胎海思芯片迅速轉正，5G遠遠領先于世界各大廠商，直到最后一道，也是最大的系統威脅也被破除，至少是有備有防患：

如果安卓不能用，鴻蒙隨時可用。

此時的華為，已是年銷售收入超過千億美元的世界巨頭;當年意欲扼殺它于世界舞臺，市值是它近10倍的思科，其目前營收已不足華為的二分之一。

眼下，在5G時代領跑的華為，宣布已獲得超過50個商用5G合同，并發貨20萬個5G基站。

中興也不甘示弱，雖在2018年備受美國打壓，但它仍是全球的頂級運營商，目前已在全球拿下25個5G商用合同，已為超過180個國家與地區提供服務。

在近四十年的科創硝煙里，中國的芯片設計企業，也積累到將近2000家，位列世界首位。在2017年IC insights報告中，全球前十大Fabless排名，華為海思與紫光集團榜上有名。

而跟隨時代一同成長的中國互聯網公司也成就斐然：

騰訊、阿里，分別成長為世界前10大市值公司;百度下注AI，企圖領跑下一個時代;小米成立僅9年就登榜世界500強企業;滴滴、字節跳動、美團……也正在合力將中國推向全球移動互聯網應用與發展的高地。

從1G到5G，從空白邊緣到登堂入室，從缺芯少屏到自主研發，從市場換技術到中美博弈，中國科創這條路，沿途風光正好，但也有萬丈深淵，散落在道路兩旁的尸骨是跌倒者曾經的奮力追趕與苦不堪言。

這一路，中國科技產業界經歷了蟄伏、失陷、追趕與奔跑后，終于跌跌撞撞來到了山頂前。

而在5G來臨時的緊要關頭，山頂上的“世界警察”放下了傲慢，毫不掩飾地將中國定位為戰略競爭對手，近期的一系列動作，更是散發著緊張情緒。或許讓美國人害怕的，是多年后回顧這段歷史，會看到被寫進教科書里的超越。

但筑墻壘壁，只會激發更洶涌的爆發和更猛烈的前進，擋不住大江大海的奔騰前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