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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臺灣地區知識產權司法體制改革對我國內地知識產權法院建設的啟示與借鑒

在我國內地，建立知識產權審判體系的２０余年時間里，經歷了多次變革：最初知識產權案件由民庭和經濟庭審理，后來由知識產權庭統一審理；２０００年后，知識產權審判庭又被改為民事審判第三庭，負責審理知識產權案件。①自２００８年《國家知識產權戰略綱要》發布以來，知識產權司法體制改革就被納入研究重點，但是迄今為止尚未形成可以在全國推廣的成功經驗。２０１４年，我國在知識產權司法保護的道路上終于邁出了實質性的一步。２０１４年８月３１日，第十二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次會議審議通過了《關于在北京、上海、廣州成立知識產權法院的決定》，知識產權司法保護制度向專業化方向逐步推進。當前，全國法院也在積極探索知識產權審判模式創新，以適應知識產權司法保護實踐。我國臺灣地區智慧財產法院已經成功運轉八年，積累了較為豐富的實踐經驗，其運作模式及反映出來的問題值得我們進一步研究和借鑒。
一、引入秘密保持令制度，保障商業秘密權利人的合法權益
在涉及商業秘密知識產權案件中，我國法院在審理過程中，主要依據的是《民事訴訟法》第１２０條關于不公開審理的規定以及《民事訴訟法》第６６條和《最高人民法院關于民事訴訟證據若干問題的規定》第４８條關于不公開質證的規定，缺乏專門針對商業秘密類知識產權案件的權利保障制度。而且，上述法律法規僅僅對商業秘密案件的不公開審理、質證做出原則性規定，對于如何防止一方當事人泄露其在訴訟過程中知悉的商業秘密以及泄露之后承擔的法律責任并未涉及，實踐中缺乏可操作性。從司法實踐情況來看，商業秘密權利人在訴訟過程中往往處于原告地位，承擔較重的舉證責任，但是由于涉及自身商業秘密，提交舉證材料經常有所顧忌，害怕泄露商業秘密而有所保留導致敗訴，訴訟權利無法得到充分保障。另外，由于原告未充分舉證，當事人不能充分質證，導致法院在審理過程中無法準確查明案件事實，公正做出裁判，久而久之勢必影響社會公眾對法律的信仰和法院的形象。
為了保障商業秘密權利人在訴訟過程中的合法利益，避免商業秘密因訴訟行為而泄露，秘密保持令制度逐漸被引入到知識產權訴訟機制中。在日本，２００４年知識產權法修訂引入秘密保持令制度，若訴訟涉及商業秘密存在用于非訴訟目的，抑或該商業秘密的公開會對當事人產生不利影響，權利人可以向受訴法院申請秘密保持令。違反秘密保持令行為可以被施加民事責任，甚至刑事處罰，成為日本知識產權訴訟中保護商業秘密的有力手段。在我國臺灣地區，秘密保持令制度于２００８年智慧財產法院成立時施行，在司法實踐中同樣發揮了重要的權利保障作用。在最高人民法院知識產權司法體制改革試點過程中，廈門市中級人民法院成為首個將秘密保持令制度適用于商業秘密案件的內地法院。２０１０年１２月２４日，廈門市中級人民法院出臺了《知識產權審判保密令制度（試行）》，自２０１１年１月起推行知識產權審判保密令制度，實踐證明，廈門市中級人民法院實施的秘密保持令制度，對于商業秘密權利人的訴訟利益起到了重要的保障作用，社會反響良好。為了保障商業秘密權利人的訴訟權利，知識產權法院可以效仿廈門市中級人民法院實施秘密保持令制度。訴訟當事人如果認為在訴訟過程中提交的證據材料、訴訟文書等可能導致其商業秘密被他人用于非訴訟目的，可以向法庭申請秘密保持令，將接觸該商業秘密的范圍限制在訴訟當事人、代理人、鑒定人等必要人員，并明確禁止上述人員將訴訟過程中獲知的商業秘密向他人泄露。法院應當在收到當事人申請后三十日內做出是否頒發保密令的裁定，裁定中應當載明受保護商業秘密以及保護理由，但不得揭示該商業秘密。保密令一經送達對方當事人，即產生法律效力。同時為了防止秘密保持令制度流于形式，應當明確規定違反保密令的法律責任。一旦出現一方當事人將他人商業秘密泄露或用于非訴訟目的，可以根據當事人的申請，要求泄露商業秘密的當事人賠償因泄露行為產生的實際損失以及合理費用。另外泄露商業秘密的行為還可以視為妨礙民事訴訟的行為，按照《民事訴訟法》的相關規定，對行為人采取罰款、拘留的強制措施，情節嚴重的，甚至施加刑事責任。
二、完善專利侵權訴訟與專利宣告無效程序的沖突解決機制
在專利侵權訴訟中，被控侵權者常以宣告專利權無效為抗辯事由，進而洗脫侵權嫌疑。在司法實踐中，如果被告在訴訟過程中，提出宣告權利人專利權無效的申請，則受訴法院一般先行中止訴訟程序，等待專利行政部門做出關于專利權效力的裁定之后，相關訴訟程序重新開始，并以此為基礎判斷侵權行為是否成立。也就是說，根據我國相關立法，宣告專利權無效屬于專利行政機關的法定職能，司法機關無權對專利權效力進行自主判斷，只能對侵權行為是否存在予以認定。究其原因，除了職責劃分不同，另一個主要原因在于專利宣告無效程序涉及技術層面，一般司法機關無法做出專業判斷，為了保證相關權利人利益，法律將專利權效力的決定權賦予專利行政部門，其合理之處值得肯定。然而社會科技發展日新月異，專利技術的有效存在價值可能遠低于專利權保護期限。如果被控侵權者出于不正當目的，惡意利用專利宣告無效程序以拖延訴訟期間，即使最終認定侵權行為成立，專利技術的價值也會在曠日持久的繁雜程序中消耗殆盡，專利權人的利益會因此受到嚴重影響。因此，如何處理專利侵權訴訟與專利無效宣告程序之間的沖突是未來知識產權專門法院必須面對的問題。
（一）專利確權與專利侵權交叉問題的有益探索
從世界范圍來看，對于專利侵權訴訟與專利宣告程序之間的沖突，主要存在三種不同的情形：第一，主要由審理專利侵權訴訟的法院行使專利權宣告無效的權利，以美國為典型代表國家。法院不僅將專利無效作為訴訟標的進行審理，而且法院對專利無效的裁判具有對世效力。①第二，對專利侵權訴訟和專利無效宣告程序予以嚴格區分，以德國為典型代表國家。宣告無效只能由行政機關作為，法院無權干涉。第三，限制性地允許法院在審理專利侵權訴訟過程中對專利權的有效性予以一并審理，以日本為典型代表國家。２００４年，日本知識產權高等法院成立，對于專利無效案件由專門的知識產權法院審理。從國際發展趨勢來看，對美國和德國相關做法予以折中規定的第三種模式越來越為更多的國家或地區所接受，允許專門知識產權法院審理專利宣告無效請求逐漸成為一種潮流。在我國臺灣地區，根據“智慧財產案件審理法”第１６條、第１７條規定，智慧財產法院在進行專利民事侵權訴訟時，如果當事人主張或者抗辯專利權應當被撤銷或廢止時，法院應當對其主張或者抗辯有無理由自行判斷，不適用訴訟程序中止的相關規定。從實踐的情況來看，較好地遏制了被控侵權人惡意利用專利宣告無效程序拖延訴訟期間，損害專利權人利益的行為。
２０１６年３月２２日，最高人民法院發布《關于審理侵犯專利權糾紛案件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二）》（以下簡稱《解釋二》），該司法解釋將于２０１６年４月１日起施行。針對案件審理周期較長的問題，《解釋二》第２條設計了“先行裁駁、另行起訴”的制度，即在專利復審委員會做出宣告專利權無效的決定后，審理專利侵權糾紛案件的法院可以裁定“駁回起訴”，無須等待行政訴訟的最終結果，并通過“另行起訴”給權利人以司法救濟途徑。由于《解釋二》僅規定從程序上裁定駁回起訴，而非實體上判決駁回訴訟請求，意味著若宣告專利權無效決定被行政裁判推翻，權利人仍可另行起訴，因此“先行裁駁、另行起訴”制度并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適時允許知識產權法院判定權利的有效性更為合理。
（二）知識產權法院處理專利確權與專利侵權交叉問題的建議模式
當前，我國內地已經成立專門性知識產權審判組織，知識產權法院已經具備專利權宣告無效的審查能力，未來應逐步對訴訟中止程序予以變革，由知識產權法院和專利行政部門共同行使專利權宣告無效的職權。如此一來，不僅適應專利無效宣告制度發展的國際潮流，而且可以有效遏制當事人濫用訴訟程序，維護專利權人利益。當然，由于專利無效宣告程序涉及技術層面較多，可能出現當事人為了維護專利權效力變更權利保護范圍的情況，因此除了確權行政機關以外，專利宣告無效的職權只能由專門知識產權法院行使，其他法院無權自行裁判。另外，從我國臺灣地區智慧財產法院的運作情況來看，實踐中出現的最主要問題是智慧財產法院與專利行政機關早專利權效力問題上的裁判不一致。為了解決這一問題，“智慧財產案件審理法”規定，智慧財產法院在必要時，可以裁定專利行政機關參加訴訟與之抗辯。①但是，由于民事侵權訴訟的終審法院是“最高法院”，專利無效宣告行政訴訟（我國臺灣地區稱之為專利舉發行政訴訟）的終審法院是“最高行政法院”，因此在終審階段，很有可能出現事實證據相同而最終判決相左的情況。同樣的問題有可能在我國內地知識產權法院出現，最為有效的解決途徑，一方面，可以借鑒我國臺灣地區智慧財產法院的相關做法，允許知識產權法院在必要時通知專利行政部門參加訴訟，在訴訟過程中事先溝通，避免做出不一致的裁判；另一方面，如前所述，未來應對知識產權法院的頂層設計予以完善，建立知識產權上訴法院。如此一來，知識產權民事侵權訴訟與行政確權訴訟的上訴案件有了共同的終審法院，最終可以形成唯一有效裁判，為權利人提供充分的救濟和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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