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懲罰性賠償的功能作用

實施懲罰性賠償的目的,在英美國家一般認為有三項:其是削弱侵權行為人的經濟基礎,防止他們重新作惡,以及防止社會上的其他人模仿侵權行為人的行為;其二是鼓勵受害人對不守法的侵權行為人提起訴訟,激發他們同不法行為作斗爭的積極性;其三是對原告(受害人)遭受侵害的精神進行感情方面的損害賠償。(2國內學者認為懲罰性賠償“具有補償受害者遭受的損失、懲罰和遏制不法行為等多重功能”。(3而臺灣學者一般認為懲罰性賠償具有損害填補、懲罰被告行為、嚇阻被告或他人從事類似不法行為,及鼓勵私人擔任“檢察官”以執行法律的功能,1)或簡要歸納為補償功能、嚇阻功能和報應功能。(2)筆者經過總結分析認為,懲罰性賠償的功能主要有四種。

1.填補功能

部分學者認為,在民事損害賠償中被害人所得以請求的賠償往往有所不足,而懲罰性賠償就在于填補其無法涵蓋的這一部分。例如,某些純經濟上損害或精神損害,甚至被害人為請求賠償所支出卻無法證明的費用等。在司法實踐中,補償性賠償往往不足以彌補受害者的損失,如前文調研報告中所提及的法院判決的專利侵權法定賠償數額只占請求賠償額均值的22.6%;還有統計數據顯示,在美國產品責任案例中,只有少數受害人得到其真正經濟上損失25%的賠償。

但是也有學者認為,民事損害賠償的填補功能誠然有所不足但并不能由懲罰性賠償來進行彌補,填補也并不適宜作為確定懲罰性賠償的主要功能。除不正當的損害外,民事損害賠償之所以不承認某些損害可以獲得賠償,主要原因可能在于這些損害性質上不易估算(如精神損害賠償),或社會上一般人事先不易預見而加以預防或控制(如純經濟上損害),因此在民事法律上無法合理加以操作,而只能由其他社會制度加以救濟,或者留待未來累積足夠經驗與知識才加以處理。更何況法律本來就存在應然和實然狀態,現實法律無法完全救濟許多不幸的損害。所以要完善民事損害賠償的填補功能,只能設法完善民事損害賠償理論和在司法實踐中落實這種理論,而不能舍本逐末地訴諸懲罰性賠償。

無論如何,在當今世界各國的司法實踐中,懲罰性賠償的判決多多少少體現了彌補民事損害賠償不足的填補功能。在我們翹首期盼民事損害賠償理論不斷完善的同時,一定程度地適當運用懲罰性賠償來填補一些不幸的損害,客觀上是能夠維護人權和法律公平正義的。

2.懲罰功能

顧名思義,懲罰性賠償的首要功能就在于懲罰被告故意或魯莽輕率地侵害原告權利的行為。因為原告的這種行為往往蔑視被害人的權利,無視被害人的尊嚴,使被害人的感情受到傷害,而通過對原告的懲罰能使被害人回復心理上的平衡,同時維持了社會的和平秩序,也加強了守法者對法律公平正義的信心。

但是,在民法責任理論上這種功能是無法立足的,而在刑法上也已經規定有詳盡的刑事責任。于是,懲罰性賠償因在民事責任中注入刑事責任的懲罰功能,而被抨擊為是一種奇怪的異論( a monstrous heresy)或反常( anomaly),因為它的出現使法律協調對稱性變形。2)更有學者認為懲罰性賠償混淆了法律體系:由于損害賠償在性質上屬于“賠償”,因此“懲罰性賠償是一種違反固有法律體系的設計。既然懲罰性賠償有紊亂法律體系的缺陷,自然就不宜廣泛適用。不過,如果從法律發展歷程的觀點來看,透過“法律擬制”( legal fiction)的方式使某一項舊的法律制度能產生新的功能以滿足社會需要,則并非難以想象。依法律史學家梅因所觀察,在一個社會中雖然法律的文字不變,但是法律的運作在事實上已經與以往有所不同,這種變化現象即是擬制。)據此,我們可以發現,雖然“懲罰性賠償”(Pu有“損害賠償”( Damages)之名,但是它的功能其實已經脫離了賠償的范圍。換句話說,懲罰性賠償是一種在損害賠償名義下所擬制轉化的新制度。如果我們拘泥于文字概念的語意,當然可以將懲罰性賠償視為混亂體系的畸形產物。不過,如果從法律動態發展的層次來著眼,則我們可以為懲罰性賠償制度的歷史變遷與未來展望提供另一種截然不同的新看法。

但事實上,國家政策導向、公訴資源短缺、執法力度不足等原因,都可能導致刑法并未達到懲罰犯罪的目的。刑事責任對懲罰犯罪的這種不足,特別表現在經濟犯罪案件中:被告對于損害事件的信息來源更具有影響力;犯罪證據散布各地,不易被發現;罪名經常定義不清,被告容易游走于法律的邊緣,利用檢察官與法官對于犯罪定義的界定困難而逃脫責任;被告往往占有較普通人更多的社會資源,且更為精明能干;礙于被告卓然的社會地位,調查人員通常給予其更多的抗辯機會,且不易逮捕、拘禁或從事人身搜查;針對被告的起訴通常較慢,從而給予其更多準備防衛的機會;至于他們有錢往往雇用較優秀的律師,就更毋庸置疑了。(2可想而知,基于以上優勢,通過公訴不易懲罰經濟犯罪。反之,私人訴訟則因舉證責任較輕,且被告可與原告進行和解,被害人的利益較能獲得保護。因此,懲罰性賠償的懲罰功能成為必要。

3.威懾功能

一般而言,懲罰除了具有滿足受害者和社會報應的需求外,另一主要目的就在于威懾被告與其他人于未來從事相同或類似的不法行為,因此法院判決經常認為懲罰性賠償在于“設立典范”,供后人借鑒。“特別威懾”在于以懲罰性賠償使被告不敢再犯相同的過錯,以免負擔重大賠償。“一般威懾”在于設立典范( example)”使一般人不敢從事與被告相同或類似的不法行為。

威懾功能與懲罰功能不同,威懾功能是采取“事前(exante)”觀察,如何處罰足以達成阻絕被告事后再犯,或避免他人從事相同不法行為的目的。而懲罰功能是采取“事后(expost)”觀察,考察加害人不法行為的惡性程度,而予以制裁。

威懾的效果要由下列因素而定:首先,違法者必須知道其行為是法律所禁止和懲罰的;其次,違法者必須有能力改變其行為以避免懲罰;最后,要求違法者有意愿去改變其行為以避免懲罰。懲罰性賠償能否有效地產生威懾效果,每一因素都需要考慮,才能達到“最適威懾”的狀態。如在產品責任案件中,對于因輕率或魯莽而忽視公眾安全的生產者,給予懲罰性賠償,就很清楚地傳達了法律所禁止的行為及違反時所應受到懲罰的標準,如果一次判決尚不清楚而有爭議,經過法院數次懲罰性賠償的判決,將足以使企業經營者了解法律所禁止的行為及違反時的不利后果,從而達到威懾的效果。

4.激勵功能

懲罰性賠償的另外一個功能,就在于激勵受害人提起訴訟。雖然有人批評懲罰性賠償使原告在實際所受損害的賠償外,獲得意外的收獲( windfall)l。但是這種批評忽略了這種意外收獲的事實,促使很多原來不愿意對被告提起訴訟的被害人,因而對被告提起訴訟。當這種訴訟增加后,違法行為被制裁的可能性也會大為增加,從而達到防止不法行為的目的。

懲罰性賠償具有鼓勵私人調查不法案件,起訴請求賠償,并對被告科以“私人罰金( private fines)”,達成社會公平正義的目的。據此,懲罰性賠償制度有鼓勵被害人成為“私人檢察總長( private attorney general)”為權利而斗爭”的積極意義,從而促使人們能夠增強自主的權利意識,而不是依賴公權力的照顧或恩惠。

懲罰性賠償的激勵功能,不僅有利于被害人,更有利于社會公共利益。同時,懲罰性賠償對法律的執行有相當大的助益,因為很多嚴重的不法行為并未構成犯罪,致使檢察官無法主動追究。因此,除可使刑事訴訟的缺點部分得以彌補外,原告還可因其訴訟行為,如同檢察官為公眾服務而起訴違法者一樣,獲得實際損害外的懲罰性賠償。

雖然,懲罰性賠償具有諸多有益功能,但其作為一項源于英美法系的制度,是否適于移植至我國法律體系中,在學界長久以來存在理論爭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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