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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瑪索”VS“圣紅”，倆辣椒打起來了！

來源：中國知識產權報/中國知識產權資訊網

　　芯片被認為是當前信息社會的基石，而在農業(yè)領域，種子被形象地比喻為農業(yè)的芯片，對于現(xiàn)代農業(yè)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也正是因此，關于植物新品種權的案件近年來也逐漸增多。日前，北京知識產權法院公開開庭審理了一起關于辣椒的植物新品種權案，受到社會的廣泛關注。在這起案件中，原告先正達種苗（北京）有限公司（下稱先正達北京公司）認為被告北京博收種子有限公司（下稱博收公司）、壽光市綠鼎碩農業(yè)科技有限公司（下稱綠鼎碩公司）生產銷售“圣紅”辣椒的行為侵犯其對“瑪索”享有的植物新品種權，提出了判令被告立即停止侵權并索賠300萬元的訴訟請求。

　　辣椒“撞臉”鬧上法庭

　　據了解，先正達北京公司的母公司瑞士先正達集團是全球知名的農業(yè)科技公司，主要業(yè)務包括植保產品和種子，其中植保業(yè)務在全球排名第一，種子業(yè)務在全球排名第三。2019年，先正達集團中國業(yè)務銷售額達56億美元。

　　2017年7月，先正達集團被央企中國化工集團收購。

　　2017年9月，先正達北京公司向北京知識產權法院提起訴訟，稱其擁有第CNA20120751.3號名稱為“瑪索”的植物新品種權，該植物新品種自2016年9月授權至今一直有效，其保護的是一種辣椒新品種。博收公司和綠鼎碩公司生產銷售的“圣紅”辣椒經過DNA檢測（即SSR分子標記法檢測），與其享有植物新品種權的“瑪索”系同一品種，二被告的生產銷售行為構成了對其植物新品種權的侵犯，請求法院判令二被告立即停止侵權，并賠償其經濟損失及合理費用共計300萬元。

　　博收公司是一家“育繁推一體化”的專業(yè)蔬菜種子公司。據該公司官網介紹，其致力于通過創(chuàng)新育種，主營產品包含番茄、辣椒、瓜類、花椰菜等，公司品種深受市場青睞，客戶遍布世界各地。

　　在被先正達北京公司起訴后，博收公司向法院舉證表示，涉案被訴侵權品種“圣紅”為其受保護的“PP1201”品種，未侵犯先正達公司植物新品種權。

　　據了解，博收公司擁有名為“PP1201”的辣椒植物新品種權，該植物新品種權獲得授權的時間為2018年4月。

　　針對這一情況，法院組織了DNA鑒定，結果顯示涉案侵權品種“圣紅”與原被告各自擁有的“瑪索”和“PP1201”兩兩比對的差異位點數(shù)均為0，三個品種為近似品種。

　　在法院組織的DNA鑒定結果出來后，先正達北京公司以需要再行組織證據為由申請撤訴。2020年8月，先正達北京公司再次提起訴訟，認為法院先期組織的DNA鑒定結果仍不能排除二被告的行為侵犯其植物新品種權，申請法院組織進行DUS測試（即田間種植測試），進一步查明事實。

　　在當天的庭審中，先正達北京公司代理人、北京安倫律師事務所律師郭楊表示，DNA鑒定結果顯示在檢測的22個DNA位點中，雙方的差異位點數(shù)為0，表明“瑪索”和“圣紅”是相同或極近似品種，據此即可認定“圣紅”產品構成侵權。由于“瑪索”享有在先植物新品種權，即使被告主張其“圣紅”來自“PP1201”，也不能支持其不構成侵權的主張，只能證明“PP1201”獲得植物新品種權存在錯誤，應該被宣告無效。

　　郭楊表示，先正達北京公司已于2020年7月22日向農業(yè)農村部植物新品種復審委員會提交了“PP1201”的植物新品種權無效宣告請求，目前該案尚在審理中。

　　博收公司的代理人則認為，“圣紅”來自于其享有植物新品種權的“PP1201”，該植物新品種權履行了正常的確權程序，獲得授權前，經歷了嚴格的測試與實踐，在該植物新品種權有效存續(xù)期間，不存在侵權的問題；DNA檢測結果相同并不能證明兩個品種必然相同，不能成為“圣紅”構成侵權的證據；同時，在該案中，綠鼎碩公司僅為博收公司繁育了用于試驗的涉案品種種苗，未以商業(yè)目的大量繁殖或生產涉案品種的繁殖材料。

　　當天的庭審沒有當庭作出宣判。

　　據了解，根據先正達北京公司的申請，法庭目前正在組織進行DUS測試，以最終確定“圣紅”與“瑪索”是否為同一品種。

　　庭審結束后，先正達北京公司知識產權律師胡國群在接受本報記者采訪時表示，“瑪索”是由先正達集團荷蘭辣椒育種家歷時9年（2002年至2010年）選配成功的品種，中國從2008年引進該品種進行了連續(xù)三年的越冬和早春試驗，2012年正式上市銷售。國內主要彩椒種植基地山東和河北都在大規(guī)模種植，“瑪索”目前是張家口地區(qū)紅彩椒種植的最主要品種。

　　胡國群表示，品種選育的一個公知常識是：兩個育種團隊獨立培育出相同或極近似品種的可能性是微乎其微的。在先正達北京公司在中國市場推出“瑪索”品種后沒幾年，被告公司也推出了“圣紅”品種，且兩個品種的DNA檢測結果顯示雙方之間不存在差異，充分證明了被告的侵權行為成立。

　　胡國群認為，在植物品種權侵權案件中，應優(yōu)先考慮把DNA檢測結果作為侵權判定依據，盡量縮短審判時間，并考慮頒發(fā)訴前或訴中禁令，以免案件久拖不決，導致權利人的權利不能得到及時維護。

　　博收公司拒絕了本報記者的采訪。

　　加強保護促進創(chuàng)新

　　種業(yè)知識產權保護對促進種業(yè)自主創(chuàng)新至關重要，具有基礎性、戰(zhàn)略性的保障作用。隨著我國種業(yè)創(chuàng)新保護力度不斷加大，植物新品種權糾紛案件也呈現(xiàn)出新的特征和趨勢。那么，兩個產品DNA分子檢測結果的位點差異數(shù)為0為何仍可能不是同一個品種？哪種檢測方法才是更科學更準確的？我國的種業(yè)發(fā)展當前面臨哪些問題？本報記者就此采訪了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所研究員李菊丹。

　　“從理論上來說，判斷兩個植物品種為不同的品種是比較容易的，要證明兩個品種為相同的品種則很困難。”李菊丹表示，問題的關鍵是植物新品種權所保護的具有新穎性的植物品種，是指已知植物最低分類單元中單一的植物群。植物品種DNA檢測只是檢測了植物的部分DNA，檢測結果無差異，只能說明DNA上被檢測的部分無差異，沒有檢測到的部分仍可能有差異。因此，DNA分子檢測結果的位點差異數(shù)為0，仍有可能屬于不同的植物品種。

　　李菊丹表示，審查機關根據DUS測試判斷申請品種是否具備特異性、一致性和穩(wěn)定性，是國際通行的做法。通過DUS測試來進行品種鑒定，從理論上來說，與植物新品種的審查方法最為接近，但DUS測試需要的時間長，費用高，有時候會受自然環(huán)境和氣候條件的制約。DNA分子檢測通常時間短、費用較低，但是由于DNA標記位點的數(shù)量和標記多態(tài)性本身有可能對檢測結果產生影響。因此，DUS測試和DNA分子檢測在品種鑒定方面各有優(yōu)勢。

　　從實踐來看，DNA分子檢測技術也在不斷發(fā)展中，與SSR和SNP分子檢測技術相比，能夠檢測更多標記位點且標記多態(tài)性更高的DNA分子檢測技術及國家標準已經出現(xiàn)，如MNP標記技術。但由于目前分子生物學仍然難以將基因與植物表型性狀建立明確關聯(lián)，只有充分發(fā)揮DUS測試和DNA分子檢測各自的優(yōu)勢，才能更好地解決植物新品種審查和侵權鑒定問題。

　　李菊丹表示，經過多年發(fā)展，我國種業(yè)已進入到以自主創(chuàng)新為驅動力的發(fā)展新階段，基本實現(xiàn)“中國糧主要用中國種”，國家農業(yè)用種安全有保障，風險可控，但與發(fā)達國家相比，核心技術創(chuàng)新存在較大差距，種質資源的收集、鑒定、評價和利用明顯不足，育種群體遺傳基礎狹窄，同質化嚴重，缺乏引領全球種業(yè)的領軍型企業(yè),種質資源國際交流不暢，這些都是制約我國種業(yè)發(fā)展的“卡脖子”問題。要解決這些問題，為相應領域提供充分的知識產權保護是一項關鍵措施。

　　“與種業(yè)發(fā)達國家相比，我國植物新品種保護水平偏低，保持在《國際植物新品種保護公約》的1978文本水平，專利制度對育種創(chuàng)新的激勵作用有待提升。能夠在美國、歐盟等國家和地區(qū)均可申請專利保護的種子、植物植株、繁殖材料，以及不構成植物品種的植物群的創(chuàng)新，以及某些符合條件的動物發(fā)明成果，在中國都不能申請專利保護。因此，就知識產權制度方面而言，應重點落實動物和植物發(fā)明的可專利性問題，為基礎育種科研提供有效的知識產權保護；制定植物新品種權保護法全面提升植物新品種保護水平，解決現(xiàn)行植物新品種保護制度的碎片化問題。”李菊丹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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