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聯想收購IBM　PC，海爾、華為、中興等越來越多中國硬件廠商在全球攻城略地，中國已名副其實成為全球制造業中心之時，中國的軟件產業依然弱小。不包括系統集成商，中國最大的獨立軟件開發商，年營業收入不過11.1億元人民幣(用友2006年年報)。

　　而在我們鄰國人均收入不足500美元的印度，承接幾年前那股全球IT服務業務由發達國家向發展中國家轉移的產業機遇，創造著一個又一個的外包傳奇，每年給印度帶來400多億美元的財政收入。“龍象之爭”中，印度最有力的武器就是軟件業。

　　上一個10年里，中國利用全球制造業產業轉移崛起為全球制造大國，如今，中國在下一個10年能否從軟件外包浪潮中獲得類似“中國制造”所帶來的巨大收益？　

　　中國的軟件道路是走以外包為主的“印度模式”還是走以自主創新為主的“歐美模式”依然在學術界中爭論不休，但政府主導的一場外包熱潮正在全國涌動。

　　在今年3月國務院頒布7號文件《關于加快發展服務業的若干意見》中，就提到要把承接國際服務外包作為擴大服務貿易的重點，發揮我國人力資源豐富的優勢，積極承接國際服務外包業務。同時，政府還送出15%所得稅優惠稅率的大禮包給外包企業。

　　此前，商務部已經宣布每年拿出1億元服務外包產業專項資金，國開行也將提供50億元貸款，用于各地軟件外包基地和企業的基礎建設。這些資金的具體分配方案也會在年內公布。

　　一系列優惠政策的出臺，顯示出政府打出組合拳力挺軟件外包業的決心。盡管面前依然橫亙著TCS、Infosys、Wipro、Satyam、TATA等印度軟件巨頭，盡管在全球外包業份額看，我們所占的份額依然少得可憐(據稱不足2%)，但是這個年出口額570億美元、提供400萬人就業、為印度GDP貢獻7%的巨型產業，對所有中國軟件的從業者與管理者而言，都是令人血脈噴張的誘惑。

　　中國迎來軟件工業化時代

　　10多年的磨礪，中國軟件外包業終于在這兩年取得了突破，盡管道路依然坎坷，但看到了光明。

　　在今年3月美國舉辦的“2007年度Gartner外包峰會”上，中軟、東軟、用友工程等中國參展團以統一的形象占據了此次Gartner外包峰會的中央位置，過去這樣的位置一直是印度人的地盤。這標志著在對日外包取得勝利后，中國外包開始大規模登陸美國。國內的巨型外包“航空母艦”也將誕生。東軟總裁劉積仁博士透露，三年后東軟從事軟件外包的員工將擴展至3萬到5萬人。

　　與此同時，進入2007年，跨國公司開始加大在華投資，在北京，印度塔塔咨詢服務有限公司(TCS)與獲得國家發改委支持的中方合作伙伴共同宣布，在中國成立一家大規模、全球性海外服務公司；在南京，全球第二大軟件外包企業薩蒂揚軟件落戶，成為印度本土外最大的外包基地，一些歐美企業也開始大規模將外包中心向中國轉移。惠普目前在上海、大連兩地的外包服務人員已經達到了2000人的規模，美國優利公司在上海的外包中心人數也有近千人的規模。

　　劉積仁博士認為，過去幾年里全球IT市場發生的一個最大變化，就是IT服務已經在全球范圍內由發達國家向發展中國家快速轉移，盡管中國爭奪“世界辦公室”的底牌仍與10年前一樣，主要依靠的還是低成本勞動力優勢，但和上一輪制造業浪潮的推進不同，這一次的最終結果有可能幫助中國在全球經濟價值鏈中謀求更高一級的位置。

　　根據聯合國貿發會議估計，2007年全球服務外包總值將達1.2萬億美元。世界最大的1000家公司中，大約70%的企業尚未向低成本國家外包任何商務流程。2006年，中國軟件外包規模約為10.9億美元，而印度軟件和服務外包產業2006-2007財年總收入超過478億美元。

　　“中國價格”打破印度外包壟斷

　　從不屑提及到刻意貶低，中國的外包業蓬勃發展，正引起了印度這個壟斷著全球外包業務70%市場、歐美90%市場的外包大佬的關注，除了頻頻通過摩根大通和其他研究機構發布報告指稱“印度外包領先地位無可動搖”外，在博鰲論壇期間，印度最大的外包集團塔塔集團CEO公開貶低中國軟件外包業。其大意是，中國的軟件人才成本并不低，比印度工程師成本高出50%到70%，而且指稱中國工程師的流動率過高。

　　這種論點被業內人士稱為是“顛倒黑白”。SYNNEX公司這個全球第三大分銷巨頭正雄心勃勃計劃在2—3年內在成都組建2000人的軟件外包及IT服務團隊，其美國IT高級主管盧峰稱：“中國軟件服務人才數量與印度基本持平，而成本優勢明顯，平均成本低于印度30%-50%，同時，歐美國家忌憚將雞蛋放在印度一個籃子里。”據盧峰介紹，過去歐美的外包峰會都是在印度舉辦，這兩年有些峰會開始在中國舉行。

　　與此同時，Gartner發布的一個調查報告也出人意料，這個報告調查了全球幾十個國家的外包商未來選擇外包合作伙伴會選擇哪個國家的企業。排在第一的是愛爾蘭，第二是墨西哥，第三是巴西，第四是菲律賓，第五是中國。而在這個報告里面，最令人吃驚的是印度的位置，排在20個國家里面倒數第一，而倒數第二的是俄羅斯。

　　為什么會產生這樣的結果呢？劉積仁在接受本報采訪時認為，這個分析報告說明了幾個因素：一是勞動力價格的上漲，印度的勞動力成本未來可能上升30%以上；二是人員的流動率，這兩大因素導致歐美外包商在未來可能會選擇三個或者幾個國家一起外包。“這也使中國企業可以從中吸取教訓，保證人才供應和客戶滿意才能保證外包業務不流失。”

　　對于中印的這場角力，國際咨詢顧問吳向宏則在本報撰寫專欄文章直指，印度害怕的不是失去市場份額，而是失去超額壟斷利潤。通常軟件服務業大公司的毛利潤率在15%左右，凈利潤率在3%。而印度軟件外包服務公司，如Infosys，其毛利潤率高達42%，凈利潤率高達駭人聽聞的26%。東軟高級副總裁盧朝霞也直指，“外包的利潤并不低，印度外包巨頭長期把持高利潤。”盧朝霞認為，雖然中國并不會實質威脅到印度的市場份額，但是只要中國軟件外包業向美國市場發起的進軍，同時中國軟件業質優價廉的信息在美國客戶當中流傳開來，美國客戶就有充分的理由“打中國牌”，要求印度公司降價，使印度的壟斷利潤迅速削減。

　　巨大消費市場成外包業優勢

　　日前，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教授盧鋒接受采訪時表示：“要對承接國際服務外包的某些關鍵環節提供必要資助；放寬服務外包領域外商直接投資政策門檻，把承接國際服務外包列入國家鼓勵外商直接投資行業目錄；進一步完善與承接國際服務外包相關的知識產權保護立法和執法。”

　　去年，包括微軟、甲骨文、SAP、IBM等軟件巨頭在對華投資承諾上，急政府之所急地開創了以外包為主導的新的投資形式。而與這些軟件巨頭想法不謀而合，包括GE、戴爾、諾基亞等硬件跨國公司近年已逐漸將亞太業務的后臺服務放到中國發展。2006年，中國企業接到了5800萬美元的微軟軟件外包訂單，未來幾年，微軟將有1億美元外包訂單發給中國。

　　在不斷進入中國市場的外資企業的帶動下，中國的軟件外包市場正在迅速崛起，IDC中國軟件與服務部研究主管韓國華認為：“跨國公司把部分業務流程轉移到中國，不論是自己開設服務部門還是外包給中國的企業，這波浪潮與10年前他們把工廠轉移到中國的那波浪潮其實并沒有本質區別，成本優勢是最主要的原因。”

　　而與印度相比，中國龐大的內需是發展外包產業無可替代的優勢，“盡管其他新興市場也有豐富廉價的人力資源，但中國本身就是一個巨大的消費市場，這是中國市場的絕對優勢。”在IBM咨詢服務部業務轉型服務大中華區總經理楊慶看來，“離市場更近一點，這是跨國公司愿意將運營服務業務放在中國的一個重要原因。”

　　IDC對全球IT做過一次展望，預估2005年-2009年間世界各國IT支出的年增長率分別為：美國5%、西歐不到6%、日本1%-2%，中國則是13.3%。中國的大量需求使全球IT設備供應商非常振奮，這就是中國在眾多跨國外包服務基地中擁有的特殊性。“我們為什么不斷把人員、技術投在中國呢？我們已在中國5個城市投資，最近還在考察成都，其中有一個很大的原因，就是中國有我們龐大的客戶群體。”惠普全球軟件服務中心副總裁黎德光說，惠普在中國開發產品后，也在很多本地中國客戶中運用，比如中國移動等都是他們的大客戶。

　　人才既是優勢，更是瓶頸

　　“中國做軟件外包最大的優勢是人才，最大的瓶頸也是人才。”記者在對多位軟件外包從業高管的采訪中得知，“我們有人，每年有幾千萬大學生，但不等于我們有人才。”劉積仁直指，全球IT服務業快速轉移，連印度這樣的人才大國也會感到吃緊，面臨人才緊缺的困境，盡管印度有特別好特別多的培訓機構，并且和中國比，印度大多數大學畢業生都會選擇軟件業。盧朝霞則認為，以東軟為例，最缺乏的是高級項目管理人才，“人是最難管的，每個人看上去都是坐在那兒工作，但你不知道他的效率和想法。”

　　“面對BPO業務需求最大的歐美市場，人力資源水平是我們最大的挑戰。”長年奔走在總部和中國公司之間，盧峰發現，中國學生相比前幾年，英語水平的提高讓他吃驚，大多數已經能用英語接受面試。“但這還遠遠不夠。”

　　“我們還是很難找到既懂一門外語，又有一定專業技能的應聘者。”這意味著中國目前的BPO服務必須從一些并不要求熟練英語溝通能力的業務起步，比如數據處理、財務處理、人力資源等業務。顯然，在一些高端業務上，SYNNEX的人才成本就很高。“懂管理、懂技術、熟英語，這種人才太難找了。”

　　人力資源的問題恐怕將會長期困擾中國的BPO企業，盡管在大多數人看來，中國正在不斷培養足夠多的勤勞和受過教育的勞動力。“中國每年數百萬的高等教育畢業生大部分都是我們不能喝的‘海水’。”盧峰無奈地說道。“現行的教育體制還不能培養出企業需要的大學生，這必然會增加企業的培訓成本。”但他也認為，這種狀況正在改善，以成都為例，他們正在跟成都多所大學簽協議，謀求定制化的人才。

　　與此同時，盧峰認為中國企業可以從離岸外包中最終訓練出一批商務運作人才，提升整個中國企業的運營能力。“如果說過去我們在制造業興起中學會了大規模制造的發展方式，那么將來，我們也完全有可能從外包業務的實踐中，逐漸學會全球主流企業商務運作的思維和方式。這是一直試圖融入全球化體系的中國企業的一個最好的學校。”

　　知識產權保護尚待加強

　　從企業承接外包的具體操作上，發包商到底關注哪幾方面的因素呢？

　　作為中國本土的第一大軟件外包商，東軟最有發言權。劉積仁總結，第一是價格，這是對方考量成本的因素；第二是服務提供商財務的可靠性，這一點往往被我們忽略，常常誤以為我為你提供服務，你為什么要了解我的財務情況？但發包商認為，一個財務不可靠的公司提供的服務業也是不可靠的。所以一個服務的提供者，沒有好的財務管理，沒有一個很好的商業信譽，在外包的服務能力上就將大打折扣；第三是你在行業里的經驗。中國企業更多談的是我們有多少技術，有多少博士生，但國外發包商更關注的是，你對銀行、保險等具體業務流程的了解。

　　同時劉積仁強調知識產權，“知識產權已經成為國外發包商對華發包的主要顧忌。當客戶把他的軟件或者服務交給你的時候，他就把他的生命的一部分托付給你。供應商的安全就是發包商自己的安全。”

　　SYNNEX也深受來自歐美市場的“外包信息安全”的考量之苦。盧峰稱，在他們做外包業務之初主要是從總公司那里承接訂單，很少能直接從歐美市場贏取訂單。“人家對我們不信任，在日本已經出臺《個人信息保護法》，但在中國目前缺乏這類法規，海外客戶同我們締結一項外包合同時，通常要求我們為合同買一份保險。”

　　企業呼吁組建行業協會

　　盡管各地政府積極發展軟件外包產業，但不管多么優惠的政策，合適的才是好的。博彥科技集團是一家專門從事IT外包服務的企業，對他們來說，如果是為國外客戶提供IT外包服務，其營業額就可以享受軟件出口的稅收優惠。但如果客戶是國內客戶，比如跨國公司在中國的分支機構(這樣的客戶比重越來越多)，由于不涉及出口，則交易不能享受任何稅收優惠。盡管近年來國家和一些地方政府陸續出臺了一些對軟件服務企業的優惠和補貼措施，但由于審批復雜，“真正讓企業享受到優惠還是有點麻煩。”博彥科技副總裁龔遙濱說，對于一些規模大的企業可以有專人負責申請補貼和優惠，而對一些小型服務企業來說，則無暇顧及。

　　與此同時，不少企業代表呼吁行業協會代表的出現。印度有個行業協會叫NASSCOM，它是一個以公司形式注冊的非盈利協會，印度外包的成功在某種程度上要歸功于這個組織。

　　Gartner高級副總裁、亞太區和日本研究院士鮑勃·海沃德去年在大連召開的中國國際軟件和信息服務外包年會上呼吁：“我們建議中國應該盡快建立國家級的進行IT和BPO外包的負責和監管部門，中國還缺乏一個國家層面的機構專門來負責IT外包和信息服務，包括企業流程外包。”

　　所謂的專門機構，其實就是讓政府作為擔保人或中間人，幫助中國供應商建立自己的可靠度和信譽。華道公司高級副總裁楊鵬從大連國際外包年會回來的第二天，就向商務部提交了關于建議中國組建類似印度國家軟件與服務公司協會(NASSCOM)機構的文書。但也有企業代表提出疑慮，“在中國的很多行業里，行業組織要提防代表某些個別利益集團，失去公信力。”

　　-　相關報道

　　各地爭做中國的“班加羅爾”

　　東軟軟件園所在的大連曾經是一個希望用國際服裝節來吸引外資的海濱城市，但是今天它正在努力打造自己“中國IT外包服務基地”的新形象。每個前往大連軟件園的人都會在園區前的路上發現一塊巨大的廣告牌——“中國IT外包中心”，頗有要做中國的“班加羅爾”的勁頭。(注：“班加羅爾”是印度軟件業中心。)

　　軟件勢頭正猛的成都正雄心勃勃爭奪中國第二大“班加羅爾”。在成都舉辦的“第五屆中國國際軟件合作洽談會”上，不僅國內軟件大佬王文京、劉積仁、徐少春等悉數到場，包括微軟、SAP、甲骨文、IBM在內的軟件巨頭全球高層也前來尋找投資商機。甲骨文中國咨詢服務中心與甲骨文成都創新中心在成都正式成立，賽門鐵克把成都作為其“中國西部戰略”的戰略據點，微軟高級副總裁讓·菲力浦·古德華早已把技術中心和研發中心落戶成都。

　　而要做中國“班加羅爾”的城市不只是大連和成都，北京、上海、廣州、深圳、成都、西安——各地政府都希望在推動軟件外包產業發展方面做些事情。在興建軟件園區的同時，各地軟件外包交流會也頻繁舉辦。

　　搭建人力資源生態系統

　　但政府究竟應該做什么？

　　“除了土地稅收、產業配套服務、人文環境等政策支持外，政府最重要的是培養人才。”成都市副市長朱志宏在會議間隙接受了本報的專訪。據介紹，成都市2006年軟件產業銷售收入破200億元，增幅在全國副省級城市(除北京、上海、廣州三大中心城市之外)中位居第二；軟件出口達1.13億美元，增長259%；國家軟件產業基地集聚效應出現，從業人員已經達650萬。

　　在成都的中期目標中，到2010年，成都軟件業要發展到20萬-30萬的人才規模，這個規模要幾百萬人才能選出來。吸引國外資本，不靠別的，就靠人才。所以成都除了利用現有的70所大學，還需要海量培訓軟件外包方面的人才。據介紹，今年成都市將通過與海外機構的合作，將成都軟件企業的中高層人才送往美國、印度實習培訓，明年還將把這項人才培養工作拓展至應屆或往屆畢業生。同時，成都將建立專門的軟件人才市場。

　　以東軟為例，東軟在青城山下面有一個東軟軟件園，建立了16萬平方米的軟件開發中心，3年-5年的發展目標是要達到5000人的規模。劉積仁也認為，當一個產業面對蓬勃發展的市場環境的時候，如果一個城市、一個區域沒有一個人力資源生態系統的開發，就不會有產業的繁榮。

　　與此同時，政府要搭建“成都軟件”的統一品牌形象，這種統一的品牌形象有利于爭取大型訂單。到目前為止，已有IBM、甲骨文、EMC等32家世界500強企業在成都設立公司和研發機構。“這些軟件巨頭企業的投資大力提升了成都在世界的影響力，‘成都制造’的軟件在全球已擁有大量用戶。”據朱志宏市長介紹，多款“成都造”游戲和動漫產品被國家列為推薦產品，全市現有數字娛樂相關企業60余家，僅2006年上半年數字娛樂產業就實現收入9億元，帶動當地經濟效益高達幾十個億。

　　城市較量造成同結構競爭

　　但在采訪中，也有專家擔心，目前地方政府對軟件項目與基地的搶奪，不惜血本營造一方軟件園區，都想分得一杯羹。各地政府爭先恐后舉辦軟件峰會，都要爭取地區軟件外包與軟件產品的出口優勢，“爭創軟件出口基地”。

　　這種各城市之間的較量，可能進一步惡化國內軟件企業規模小、戰線過長的分散格局。低層次同結構競爭，還可能進一步攤薄軟件外包項目利潤，出現好企業不能快速成長、小企業又難以生存的尷尬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