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制造”需要升級為“中國服務”，這是中國參與國際分工的獲利方向。

　　郎咸平之謎

　　郎咸平近來一直在闡述這樣一個觀點，認為當前大量資金在樓市、股市中虛耗，深層原因在于民營企業投資環境惡化；而投資環境惡化原因，又在于中國制造在國際產業鏈分工中的位勢過低。中國制造在國際產業鏈分工中的位勢過低，這不過是個簡單事實。郎咸平在這里，與其說是解答了一個謎，還不如說，是出了一個更大的謎：如何讓民營企業走出國際產業鏈低端呢？郎咸平下文沒有了。我把這個問題姑且稱為“郎咸平之謎”。

　　許多人企圖在經濟之外尋找出路，我倒有個“在商言商”的對策：“中國制造”需要升級為“中國服務”。因為整個服務業在整個制造業的上游，附加值更高。這比在制造業中向上游發展（這也是必要的），戰略層次更高。

　　中國制造升級為中國服務，有沒有這種可能呢？聯合國貿發會議（UNCTAD）兩個月后將發布的一則消息，提供了一條佐證線索。

　　聯合國貿發會議準備在4月20至25日發布的《創意經濟報告2007：評估創意經濟的挑戰——面向可信決策》中，準備披露一個驚人的事實：中國內地以613.6億美元的成績，成為全球創意產品出口的第一名，占了全球18.5%的市場份額；美國僅以255.44億美元和7.6%的份額屈居第四。中國五年間的增速差不多是美國的五倍。如果把美國比作開著吉利車以40公里時速行進，那么中國就好比開著寶馬車以200公里時速狂飆。聯合國這個數字，雖然算法還待深入研究，但至少對于我們解放思路，是一個沖擊。

　　創意產品出口，區區600多億美元，只是服務業的一個子集。創意服務業做得到，整個服務業也做得到。只要環境適宜，“中國服務”同樣可以創造“中國制造”那樣的奇跡，就象印度創造軟件服務奇跡一樣。一旦找到這個投資出口，被憋在樓市、股市中團團亂轉的中國民營資本，將決堤而出，走向世界。而且“中國服務”一旦實現，比“中國制造”對全球的沖擊更為壯觀。單憑服務業收入落差，就會出現“飛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銀河落九天”的世界奇觀。

　　上個十年，為什么是中國制造而非中國服務？

　　中國為什么沒有象印度那樣發展出一個世界級的服務業，這是可以和“李約瑟之謎”相媲美的一道難題。探索“中國服務”有無可能實現，首先應反思這個問題，解開這個謎。

　　耶魯大學陳志武教授最近有個解釋，別開生面。他認為，低附加值的加工制造業對制度環境敏感度低，高附加值的服務業尤其是生產性服務業，對制度環境敏感度高。交易成本從根本上說，無非一種社會關系成本。社會關系越簡單，越規范，交易就越簡單，交易成本就越低。社會關系越復雜，越失序，那么交易就越麻煩，交易成本就越高。當下中國的社會狀況顯然屬于后者。既然沒有確定的規則體系保證跟人的交易的安全性，人們就只好主要跟物打交道。主要跟人打交道的服務業尤其是生產性服務業，就不可能發展得起來。這就是說，制度環境注定了中國只能做世界加工廠，而做不了世界設計師。

　　我非常贊同制度重要這個診斷。當然，聯合國貿發會議的數據并不支持中國“做不了世界設計師”這個結論。因為陳志武百密一疏，算漏了還有出口這條道路。創意產業在國內發展不起來，出口卻有可能發展起來。借國外的制度環境，發國內的財。當年，鄉鎮企業在國有經濟格局下，國內空間不足，轉向國際大循環，“難言之隱，一洗了之”。創意產品出口世界第一，估計也是這樣產生的。

　　如何理解服務業所需的制度環境

　　郎咸平談到產業投資環境，陳志武談到民主制度環境，我要提的是競爭優勢環境。他們說的環境也很重要，但從現實的角度說，我認為現有的環境潛力還沒挖盡，希望大家注意。

　　印度民主制度與服務業的崛起就沒有太大關系。同一個民主制度，為什么十年前沒產生出現代服務業，十年后產生了？用陳志武的結論顯然解釋不通。當然，民主確實是個好東西，但這是另一回事。根據我在印度的實地觀察，印度信息服務業崛起另有不為我們所知的原因。用一句話概括，從比較優勢，轉向競爭優勢，是印度服務業崛起的關鍵因素。

　　競爭優勢是比較優勢的反義詞。波特說：“比較優勢理論是長期以來在國際競爭分析中處于主流和控制地位的一種理論，而我則力主競爭優勢應該是一國財富的源泉。比較優勢理論一般認為一國的競爭力主要來源于勞動力、自然資源、金融資本等物質稟賦的投入，而我認為這些投入要素在全球化快速發展的今天其作用日趨減少。……取而代之的是，國家應該創造一個良好的經營環境和支持性制度，以確保投入要素能夠高效地使用和升級換代。”

　　波特這里說的環境，除了稟賦條件外，就是前面所指的“競爭優勢環境”。它包括三個方面，一是對需求條件（Demand conditions）的選擇、二是對相關和支持產業（Related and supporting industries）的選擇；三是對公司戰略、市場結構和競爭對手（Company strategy, structure, rivalry）的選擇。

　　把需求當作一種環境來考慮，是跳出比較優勢的關鍵一環。當年印度發展軟件服務，選擇美國需求來攀高枝，造就了相對中國的競爭優勢。今天，歷史有重演可能。發展創意服務業，我們是攀歐美高枝，以出口型為主；還是面向國內，以內需型為主，到了選擇關口。如果是后者，國有和國有控股的制度設計具有中國特色；而如果是前者，象印度那樣，或象當年鼓勵鄉鎮企業出口那樣，鼓勵民營模式或特區（園區）政策，就成為必要選項。這個問題變得很現實。一念之間，一個產業可能就沒有了。

　　相關和支持產業這個環境，指的是產業鏈、技術溢出等條件。過去制造業是中美分工，信息服務業與誰分工？從聯合國數據看，創意產品出口，是中法分工。在網游產業，是中韓分工；在服務外包和動漫上，是中日分工。這些領域，政策上只要支持一把，中國就能竄到上游；相反，政策上一哆嗦，企業就可能被消滅在前線（如IT中的許多“先烈”）。

　　公司戰略、市場結構和競爭對手這個環境中，中國最弱的是風險投資這一環。印度有幾招非常強。1986年《研究開發稅務條例》，規定對所有技術引進項目收取研發稅，把其中的40%用于為風險基金提供補貼。VC長期資本利得全部免稅。官助民營風險投資。引入海外風險投資基金。對此，中國民營服務業只有羨慕的份，人家上去了，不服不行。

　　總之，“中國服務”要走向世界，支持性制度是關鍵。政府不能成為服務型政府，國家就不可能成為服務業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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