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2月份，國務院辦公廳下發了《關于促進服務外包產業發展問題的復函》(9號文)，批復了商務部會同有關部委共同制定的促進服務外包發展的政策措施，批準了20個城市成為中國服務外包示范城市。從9號文中，我們不難看出中央政府對于大力發展軟件與服務外包產業的扶植決心。
在這20個示范城市中，重慶作為唯一的一個西部老工業基地分外顯眼。面對發展軟件與服務外包產業多年已成氣候的大連、北京；面對同是地處西部雄心勃勃的成都、西安，重慶如何從對自身強勢資源的調配中尋找優勢，在西部軟件與服務外包產業中迅速崛起，成功打造中國軟件及服務外包產業的前沿城市，成為了我們關注的焦點。就這個話題，計世網總經理歐陽斌近日采訪了重慶市經濟和信息化委員會黨組書記沐華平博士。視頻>>
歐陽斌：重慶是六大老工業基地之一，升級為直轄市之后的11年時間里，更是成為了重慶工業轉型與振興的爬坡階段。汽摩、裝備、化工、能源產業等傳統產業具備了強大的“硬實力”。
而重慶近期提出要構建“中國軟件外包的前沿城市”、“中國在岸外包的引擎”，相應而言，新的城市核心競爭力是一種“軟實力”，您怎么看待這兩者之間的關系？重慶自己的傳統工業是否是“服務外包”的強大內需？對服務外包，尤其是對“在岸外包引擎”的實現提供了好的牽引？
沐華平：重慶是我們國家很重要的老工業基地，其中汽車、摩托車、裝備制造業，包括未來要發展的石化工業都是重慶重要的支柱產業。如何使老工業基地振興，實行經濟戰略性轉型，我們就需要探索一條新的路徑。
在當今全球產業轉型的過程當中，一方面要承接制造業方面的轉移，同時也要承接軟件方面產業的轉移。為什么在產業發展當中我們發展關注軟件業？因為我們知道，一半的制造業它的增加值差不多是其產值的20%到30%；而軟件業的增加值能達到80%至90%，所以軟件業對GDP的貢獻是比較大的。
重慶要想實現經濟的轉型，既要發展傳統制造業使信心得到提升，同時也要發展軟件業提升經濟發展的含金量，使制造業和軟件業同步互動發展，使經濟的增長與增量得到進一步的提升，也就是我們通常講的又好又快的發展，這是經濟增長本質要義所在。
當然“硬實力”和“軟實力”這兩者是互為關聯的，如果沒有“軟實力”提升的話，那“硬實力”也不能保持持久；沒有“硬實力”的話，“軟實力”就失去了依靠的基礎。所以制造業和軟件業，“硬實力”和“軟實力”都必須要發展，這樣才有可能使經濟結構更加合理，使經濟的增長建立在有效率的增長機制上。
歐陽斌：目前重慶傳統工業的產業優化在“企業自發”和“政府引導”方面各呈現出什么樣的局面？企業有沒有意識到服務外包對企業成本、競爭力帶來的好處？這方面的啟動您覺得該分幾步走？關于這個問題，目前最讓您操心的是什么？
沐華平：產業的優化和結構的調整要靠兩個方面做，一個方面是市場的力量，第二就是政府的力量。在市場經濟條件下，資源配置的根本性作用來自于市場，市場是配置資源的基礎性力量。但在產業發展的初期，特別是市場機制不夠健全的情況下，政府的引導，甚至推動對資源的優化配置將發揮重要的作用。
在重慶產業結構的調整當中，要充分依靠市場來推動資源的重組。比如說企業之間的兼并，傳統企業和一些新型高科技企業以及IT產業的集合。使傳統企業利用高新技術來提升傳統企業的競爭力，進行戰略性的重組，在重慶有很多這樣的案例。
當然政府在引導資源配置方面，也有很大的空間，甚至在某些時候還起到重要的推動性作用。比如說在發展高新技術產業方面來講，由于高技術產業發展初期風險比較高，同時對企業的近期回報還不是那么高，但對地方來講有戰略性需要，又是一個很重要的產業支撐的平臺，那么政府就需要花大量的精力來投入。產業的優化不僅僅依靠市場的力量，更重要的是在在不同的階段，應該有政府的引導和政策方面的推動。
服務外包對企業而言，要達到自覺自為的階段還要假以時日。由于企業文化、自主知識產權保護環境、成本方面的考慮、甚至利益驅動等原因，許多企業不太愿意把一些的非核心的業務外包出去。
當前無論是重慶還是全國各地，甚至從世界范圍來看，我們需要建立服務外包這樣一個政策的機制和文化的氛圍。如果沒有這樣一個環境，企業就沒有動力將非核心業務分包，我們想推動軟件產業和制造業互動發展這樣一個戰略就不能實現。所以就需要既有文化環境方面的營造需要，同時又能夠建立一套行為機制，促使企業將業務分包出去。
同時，服務外包不僅僅涉及到企業，也涉及到政府部門的事務，政府部門有一些非核心的業務也需要分包。為什么要把服務外包在全國推起來，這不僅是企業的一種需要，也是政府的一種戰略。
前一段時間也在和企業老總，包括政府部門和一些官員溝通，大家最關心的問題就是為什么要外包出去？外包一般來講有三個重要的考慮因素：第一是成本，第二是效率，第三是質量。
從成本方面來看，一般情況下，當企業進行成本核算發現自己做和拿出去做成本相差10%到30%的時候才有動力外包，這樣的業務分包出去是有意義的。但這當中必然會對企業效率產生一定影響，因為外包是在兩個不同的主體之間進行交易，這就需要構建一個互動的機制和誠信的環境，所以這里會產生交易成本，交易成本的增加就會產生效益方面的轉移。當然在分包出去以后，由于專業的細分，可以使服務質量得到提升。所以說在成本、效率和質量這三個方面進行博弈，看哪種因素是最關鍵的方面，可以影響企業最終是否選擇外包。
我們打算選擇一些的重點行業，為企業從成本方面進行分析，業務分包出去以后，企業的成本會降低，效率也沒受到多大影響，質量能得到進一步的提升。
這方面可以采用一些分步驟的策略，比如說企業原有的信息化部門，可以從母體企業中獨立出去。由于信息化部門和母體之間有相互熟悉的人際關系和互信的環境，這樣進行交易的話，效率就會得到提升，可能比另外一家外包服務公司的起步要好一點。當然這個部門獨立出去以后，要有一定的實力，不僅僅可以承擔母體集團的業務，而且還有足夠的能力拓展集團以外的業務，提高服務的范圍，參與到整個市場化的競爭當中。下一步，我們想選一些行業重點做這方面的培育。
軟件服務外包產業的發展之路
歐陽斌：目前重慶有沒有類似于啟明、寶信這樣的例子？
沐華平：當然有，比如說長安汽車的亨格信息公司。這個公司以前是長安汽車的內部公司，后來成為一個獨立的法人實體。亨格不僅僅為長安集團服務，同時給長安以外的汽車企業，包括其他的行業提供一些信息化方面的服務。現在亨格差不多有1/3的業務來自于長安集團之外，而且這個比例還在進一步提高。
冶金行業的中冶賽迪，不僅僅為重慶的煉鋼廠提供信息化，包括咨詢方面的服務。而且也為寶鋼、巴西鋼廠等很多企業提供信息化方面的外包服務。中冶賽迪，為市外企業服務的業務量差不多占整個公司業務總量的70%到80%。這家企業去年的營業收入達到29億元，名列中國企業百強當中第11位，所以重慶市政府去年對中冶賽迪進行了100萬元的獎勵。
歐陽斌：在您的期望里面，在整個結構的規劃里面，重慶本身的“硬實力”在09年估計會給軟件服務外包產業帶來多大的需求？
沐華平：重慶有一大批從事在岸外包服務的公司，這些公司既給本地企業做，也要給外地企業提供外包服務，這種服務的比例大約是1：4。也就是說20%的業務來自于本地市場，80%來自于外部。
按照軟件與信息服務外包產業規劃中的目標500億來計算，其中外包產業可能會占到60%到80%，其他是軟件產品的收入。也就是說，外包產業產值會達到300億到400億之間。這其中20%來自于本土業務的話，70%到80%的目標就要通過大量外部的業務來實現。
當然這個比例，還需要做出適當的調整。在本地業務不足夠的情況下，還要通過一些改革，比如通過鼓勵企業剝離非核心業務，把外包市場培育起來，使本土業務量進一步提升，這樣才能夠吸引專業性公司，甚至跨國公司到重慶來落戶。政府正在進行一些謀劃，推動傳統制造企業的一些業務進行剝離和分離，這個過程首先要從國有企業開始進行。
歐陽斌：電子信息產業振興規劃里明確了信息產業的幾大重任，其中一個就是希望通過信息產業的發展來實施結構調整。重慶市政府如何看待軟件外包產業對于重慶經濟“實施結構調整”的戰略意義？您認為，達成這一戰略目標的幾個戰略高地是什么？
沐華平：軟件服務外包產業的培育和增長，很顯然對整個經濟結構的轉型非常重要。制造業的發展有賴于軟件產業的發展以及信息互動。如果單講制造業不講軟件業，或者說制造業在一味發展，而軟件業遠遠落后，那么整個經濟的結構是不完整，不可持續的。
要促進軟件服務外包產業的發展，最起碼有四個方面需要重點做：第一個是IPO，信息技術外包。讓專業的外包服務公司為企業的軟件應用、信息技術進行開發。
第二個方面來講叫BPO，業務流程外包。這涉及到企業的非核心業務，比如說數據、財務方面的處理，還有呼叫中心等等。惠普在重慶建立了中國的呼叫中心，這個呼叫中心是從事計算機銷售方面的呼叫中心，其人均勞動生產力要達到每年100萬美元，這個就是從傳統形態的人去銷售轉化為電話銷售。
第三個是數據中心。企業不再自己建數據中心，而是集中放在一起。這樣的數據中心，不僅有先進的刀片服務器，而且有很好的運營管理，能夠降低運行的成本，尤其降低能源的消耗。進一步來講，這個數據中心不僅僅承擔了簡單的數據存儲業務，而且提供了附加值很高的增值業務。對中小企業競爭力的提升，特別為其對市場進行有效的開發創造了很好的平臺。
第四是設計平臺和研發中心。資源在全球進行配置以后，有些企業連研究開發都外包出去，讓別的公司幫他做設計。比如說惠普、戴爾這些PC公司，很多計算機自身的設計、制造都給了臺灣廠商。什么叫OEM公司？他們既有設計能力，又有制造能力，而跨國公司有品牌，負責銷售，就是把研究設計開發這方面的工作進行外包。
所以重慶要發展服務外包要對這個層面上進行推動，剛才講IPO、BPO，數據中心、還有研發中心。這是在經濟調整期當中，發展外包產業很重要的戰略。
歐陽斌：重慶是“兩化融合”國家級試驗區，同時外包服務是重慶正在培養的新的城市核心競爭力，您能否舉個例子說明“軟件服務外包”對“兩化融合”的意義？
沐華平：服務外包產業是在整個經濟調整過程中著力發展的一個產業，同時它跟兩化融合也密切相關。要加快兩化融合，促進工業做大做強。我們會發現，融合的目的是使工業由大變強。所謂的強，包括四個方面的特性：軟件和制造業之間的耦合性，市場反應的敏捷性，成本的降低，還有產品開發的創新性。其核心有三個：低成本，效率，高質量，當然還有人文性、科學性在里面。
在具體的工作當中，比如說長安把一些業務外包給其他公司去做。很顯然它的服務質量，產品開發周期大大縮短，供應鏈效率得到了提高，整體的成本也得到了降低。以前長安的產品開發、設計都是由自己來完成，現在的產品設計是基于產品協同設計平臺，有設計團隊在意大利，也有團隊在重慶，在互聯網上進行設計。還有些產品維護的業務也會分包出去，這樣總體的成本降低了30%以上，大大提升了長安產品的競爭力，這樣的例子是很多的。
實施結構調整中的“融合”與“分離”
歐陽斌：在整個“實施結構調整”的執行中，融合與分離是兩個關鍵詞。前者著重于改造，后者著重于優化？前者是優化傳統產業，后者是優化已經形成的信息化體系，目前這個階段，它們各自的難點在哪兒？
沐華平：隨著全球產業分工的細化，如果把這些業務讓專業外包公司去做的話，可能成本更低，服務的質量更好，這就需要我們要把業務拿出去。融合和分離之間看起來是矛盾，其實是統一的。傳統產業必須走融合的道路，但是融合并不是都需要靠企業自身來完成，也可以由第三方來做。
在推動兩化融合的過程當中，長期以來我們講信息技術的應用，政府要在傳統產業上去推動應用。在推動的過程中碰到很多的障礙，包括領導人意識和企業核心人才的缺乏，還有一些工作機制的改變等等。但是大家的關注點始終在企業的內部，而沒有關注到外部的效率。很多技術性和機制上的障礙問題，完全靠企業的內部是無法解決的。
對融合的難點來說，最重要的一個就是激勵機制問題。現在的國有企業考核往往是短期性、階段性的，這樣短期性、回報性的考核，不利融合目標的實現。因為技術應用以后，需要假以時日，才能轉化為生產力。如果這套班子是一個階段性的考核機制的話，企業一把手就不太可能以太大的資金和人力，將信息技術用于產品技術的開發。
對分離的障礙有在于，現在各企業和集團內部都有各自的IT部門。如果要把這些業務分包出去的話，那IT部門的人員可能就沒有工作了，所以企業自身就沒有積極性。按道理來講，對于這項工作的考量，或者進行戰略調整是由企業一把手或者進行成本核算的首席財務官應該考慮的一件事情。但是很可惜在企業的內部，包括企業的領導階層，對成本方面的考量，包括實施的路徑圖方面不是很清晰。而外包這項工作，是由IT部門來進行推動的，而不是由領導層或是經濟成本這方面推動的，所以推動成本就比較大。
要想分離這類業務，必須要作為一把手工程，由總成本核算的經理和領導層下決心進行做，并不是有IT部門自身來做。在頂層設計當中來講的話，如何建立高層的、一把手的成本意識。有了成本意識還要求懂IT業務，如果不懂IT就不可能采用這種路徑來降低成本。
路徑：政府服務職能與企業主體
歐陽斌：政府的服務職能和經濟發展，或者經濟機構當中以企業為主體這兩者又有什么關系？尤其在實戰這么大一個的戰場，標本性的重慶經濟轉型當中，政府、企業以及其他的交易機構，園區互相扮演著什么樣的角色，怎么樣協同？政府的服務怎么體現？引導怎么體現？
沐華平：在市場經濟當中有不同要素，扮演著不同的角色，角色之間其實也在博弈。最終去看博弈的結果、博弈的方式，是不是有利于這個地方經濟的發展，是有效的博弈還是無效的博弈，是現有資源消耗型的博弈還是博弈之后資源放大。
那么政府的職能也是一樣，政府是一個服務型的政府，但是如果在資源的整合和互動當中，市場作用無效的話，政府就必須進行強有力的經濟體系建設。在大學、科研院所和園區之間，政府要充當很重要的協調員角色。這需要強有力的政策來進行推動，促使在不成熟的市場經濟環境當中，使要素之間的互動交易能夠達到成本最低化，效益最大化，對重慶而言也是如此。
重慶現在處于快速發展的階段，但是不可諱言的是，我們在一些產業，特別是高新產業的發展當中還處于初級階段。在這個當中，園區的不成熟性，包括一些服務機器的不完善性，以及我們人員的不專業性，對此政府就有責任來幫助園區發展，包括招商引資，包括戰略制定方面，要和園區共同成長，在服務過程的戰略方面發揮的作用更大。
重慶現有的園區并不像沿海地區的園區那樣很成熟了，可以自己進行招商。在這個過程當中政府所承擔的角色可能會更累一些，或者說做的再多一些。但我相信經過幾年的努力，我們的園區全做起來了，園區的管理機制健全起來了，園區的人員素質提高起來了，國際化程度提高了，這個時候政府就應該讓出空間。防止在經濟發展中，政府力量過于強大，產生經濟學上說的擠出效益，讓園區始終處于一個的空間狹小的狀態。這當中要取決于不同的階段去調整政府的決策和定位。
狼式團隊展現新官員形象
歐陽斌：您能不能以您自己的工作以及團隊的工作為例來說明一下，給我們剖析一下這是一個怎么樣的互動過程？什么樣的關系怎么來進行協調和調度的？
沐華平：去年惠普在重慶推出了全球制造基地這樣的項目，為了吸引惠普到重慶來，由信息產業局牽頭，在主管常務副市長黃奇帆的領導下，包括園區的配合，政府部門形成了有效的合力，來使這個項目最終落地。從項目的策劃到上門拜訪，到實際談判，到最終簽約僅僅花了五個月的時間。到正式的動工建設，也只花了七個月。我們用了這么短的時間，就完成了對跨國公司來講，通常要花一到兩年才能完成的任務。
我和黃奇帆常務副市長到美國總公司拜訪的時間是5月12號，當然這之前到中國惠普談了很多次了。在我個人跟惠普高層的接觸中，通了六百多封email，都是用英文進行交流的。整個過程當中，重慶完全提供了效率。在討論問題的時候，我們完全可以使用英文；在談細節的時候，我們能夠很快的進行決策。
政府就像企業一樣講效率，我們要講成本進行談判。在信息產業局有幾個團隊也是同樣的狀態，每個團隊既懂技術也懂成本核算同時也懂英語。目前有五個這樣的團隊，分別在進行這樣的項目引進的工作。
七個月的時間到動工，這在世界IT重大項目史上都是很少的。重慶創造了先例，惠普也創造了先例。
歐陽斌：我印象中好像您還提過一個的狼式招商法？
沐華平：狼式招商法是我們信息產業局在項目實踐當中的一個的創新。要實行管理方面的創新，包含第一步要到處秀各級情報，第二步要撲上去主動出擊，第三步死咬住要抓住關鍵的人和關鍵的環節，第四步要找準時機拖回來到重慶考察，第五步要拼勁全力吞下去讓項目落地。這五個環節的項目引進的流程每一步都有成本進行考量，投入產出方面考量，促進我們的項目引進是建立在科學的和成本核算的基礎上，收到很好的成效。
歐陽斌：在軟件外包產業里面，人才是一個非常重要的環節。您如何看待處理“產學研”關系，是否有成熟機制？它與“人才池”的建立有著什么有的關系與具體措施？
沐華平：人才是軟件產業發展中最核心的要素，沒有人才就沒有軟件產業，有什么樣的人才就有什么樣的軟件產業。我認為人才方面最起碼有四個方面需要我們來進行考量，一個人才首先你要有充足的購買。我們重慶有57所大學，在校有七十多萬的大學生，每年畢業的有十六、七萬的大學生。這是量，講量的概念。
第二個是講人才的結構。高級、中級和初級的人才結構合不合理，對于軟件外包來講，這三者之間的比例差不多是1：2：7，呈金字塔的結構關系，這樣才能夠使整個軟件產業建立在一個合理發展的基礎上。
第三個是講人才成本價格。因為軟件外包產業往往是從成本高的地方向成本低的地方流動，所以說人才成本是很重要的。重慶的成本只有沿海地區的40%，這是發展外包產業的重要基礎條件。
第四是人才的穩定性。一般來講，人才的流失率要低于10%才是比較合理的。重慶的人才流失率只有5%，而沿海地區是15%到20%。比如我們重慶HP的人才流失率才2.7%，在跨國公司中是很低的比例。
所以從人才方面來講，供給量，供給結構，人才成本以及人才穩定性是考量人才方面的四大要素。
那么我們為什么在軟件外包產業當中，不提人才高地，而是人才池(talent pool)？因為可以形象的想象一下，高地雖然現在人多，但全都流走了。而人才池是相對穩定的，另外它會有序的流動和有可控性。
機制創新與來自全球的競爭
歐陽斌：我們注意到，“在岸外包引擎”中似乎也有一個引擎，那就是規劃中的全國首創的“中國軟件外包權益交易平臺”。這個平臺將有哪幾方來運作，誰來主導？大致的運作思路是什么樣的？如何推向全國乃至全球？
沐華平：這個目前我們也在規劃當中，來推動這個事情。現在看來，要讓企業軟件外包往外進行外包的話，必然涉及到外包價格的定價問題，外包業務的定價應該建立在一個平臺交易的基礎上，所以我們在構想這樣的軟件外包產業交易的平臺。這個構想也得到的工業和信息化部領導的一些肯定，今年就會有一些實質性的啟動。至于怎樣才能創建一個合理的機制，我們也在和有關的企業進行探討。
我在設想應該借助公共的交易平臺，政府在其中可能要發揮作用，但是平臺運作的主體應該是企業，要符合市場交易的規程，能夠使交易的各方有充分的信任度，同時也有一定的利潤回報維持正常的生存。努力使這個平臺成為中國乃至世界軟件外包權益交易的平臺，聚集軟件外包公司，我們的傳統企業，這些發包公司，在這里進行對接，形成他們互相交流，交易的一種場所。
這個在全國也是一個的首創，但是很顯然這是一個相當復雜的工程，需要科學的論證，合理的規劃，分步的實施這樣才有可能實現。
環境：機制創新、政策推動與文化氛圍
歐陽斌：基于“中國服務外包前沿城市”、“中國在岸外包的引擎”的戰略目標，重慶在機制創新、政策推動上有何舉措？最新啟動的將是哪些？
沐華平：我們啟動了一個的“雙十戰略”，即十大基礎平臺和十大激勵政策。我認為在政策方面來講全國很多城市大體雷同，一旦政策一公開大家都可以進行仿效，沒有什么不一樣。最重要的是重慶有一個很好的團隊，在推動政策的落實過程中，會根據某一時某一事的發展變化來制定一個點對點的談判策略，和點對點的激勵方案。
只要你到重慶來發展，重慶保證n+1這樣一個策略。什么叫n+1？n表示其他城市所有的政策我都可以有，另外還附加一個政策，就讓你能夠感覺貼心的服務。同時1也表示，在其他地區你所有的成本和收益核算以后，到重慶這個地方來可以增加1%的利潤增長。這個1是不可復制的，我們一對一的談判才會給，是不會對外講的。一個地方公布的政策越多，對投資的環境就越不能產生好的影響，只有點對點的才會有效。
歐陽斌：重慶市政府在未來3年里計劃投入多少？
沐華平：對整個IT產業來講，今后3到5年我們要投1500億。我們軟件的產業現在是200億，經過幾年的發展，目標是2012年要達到500億。其實我們內心里面希望超過1000億，因為我們一個北部新區就要500億，所以這個數字應該是800億到1000億中間，最保守的數據是70%的可能性到1000億。
在這1000億當中來講，因為軟件的投入相對要少，可能是1：10的投入，所以可能有100億的投入。其中包含了一些的基礎設施的投入，包含了人才方面的投入，也包含了平臺方面的投入等等，包括軟件園自身的一些投入，全部算進去差不多有100億。當然這個投入當中可能也要分政府的投入和平臺的投入，多個渠道來進行投入。
歐陽斌：講到投入規劃和整個市場環境，西部就拿西安和成都來說，咱們重慶從投入規模、目標和自身的優勢來看，怎么來產生自己的特點？
沐華平：說實話我不太在乎周邊城市怎么提升的，因為我知道軟件外包產業發展的競爭不是來自于周邊城市，而是來自于全球范圍，我們是需要迎接來自全球性的，比如印度班加羅爾的競爭。我們現在得到一個數據，印度不僅語言好而且成本還很低。對中國來講，中國面臨的是和印度的競爭。
城市之間來講的話，中西部地區要想把軟件外包發展上去，唯有練好自己的內功，強化自己的能力，發掘良好的平臺，完善自身的環境，使你這個地區在做外包產業來講，沒有硬傷。比如說，通訊要有足夠的帶寬；搞數據中心的地方要地質穩定，沒有地震；再比方說，城市是一個開放性的人文環境。
當然重慶有什么樣的優勢呢？中央政府給重慶量身訂做了國務院8號文這樣的政策，其中專門提出來重慶要打造十大國際出口局的這樣的國際數據通道，要進行三網融合的經驗，打造現代制造業基地。諸如此類，給重慶外包產業本身就提供了一個的中央政府支持的條件。重慶的信息產業包括軟件服務外包產業來講，擁有歷史上難得的發展機遇，這種機遇變成了國家戰略，不是說一般性的周邊城市可以比較的。我們的發展是中央領導牽掛的，我們的發展也會帶動周邊的發展，我們也有義務和成都西安共同成長。所以在這樣一個大的背景下，只有我們大家共同成長，這個板塊才能夠吸引更多要素到這里考察，才能夠使這些先進的要素進行流動。所以西安也好，成都也好，重慶也好，我個人認為合作大于競爭，我們要共同謀劃“西三角”這樣一個的板塊經濟概念。我們希望在整個的合作當中，能夠在世界平面上和國外進行競爭，能使這個板塊的服務外包產業感到良好的環境。
歐陽斌：之前提到重慶不僅爭取到惠普的“落戶”，而且是一個有歷史記錄的落戶?前幾天，思科全球副總裁林先生來重慶時也給與了了高度贊揚，認為“投資環境很好”，您認為政府為這個“環境”做出的“賣點”在哪兒？
沐華平：投資的環境這是一個大文章，有硬環境和軟環境。硬環境是基礎措施，很顯然重慶經過直轄11年的發展以后，基礎設施得到了大大的改善。而且從現在的戰略發展規劃，我們的基礎設施，在中國的版圖中來講的話，具有重要的戰略意義。
軟環境的賣點在什么地方？我個人認為最大的賣點就在于重慶是一個誠信的城市，是一個知識產權保護得很好的城市。一個地方知識產權保護非常好，別人才敢把東西外包給你，而重慶是我們國家知識產權保護示范城市。當然還有一個很重要的賣點來自于重慶惠普公司講的一句話，他們到全球很多地方談判，發現重慶領導非常專業，非常有效率，這是很少見的團隊。這樣一個領導團隊，我個人認為在歷史上也不是多見的，對重慶來說也是一個難得的機會。
Active重慶吸引投資
歐陽斌：您覺得文化氛圍對于吸引外來投資和外來業務有什么樣的意義？您認為重慶有什么樣的文化氛圍特點？還需要做哪些？
沐華平：多樣性的文化，或者多樣性的產業，對一個地區的創新是至關重要的。如果一個地區是單一性的，那么這個地區就可能產生大量的制造業，如果這個地區是多樣性的話，那么他就可能產生創新性的產業，比如說IT產業。
多樣性產生了創新，創新產生了高智能產業對長期進口資源尤為重要，因為多樣性有幾個重要的特征，什么特征？包容、鼓勵冒險、容忍失敗，這些對創新來講，對現有投資來講至關重要的。如果這個地區沒有多樣性，它就可能不容忍那些創新型的人才到這里發展，而這些創新人才的生活方式、工作方式，可能不被世俗所接受。所以重慶這個地方將來產業的發展，更重要是培養多樣性的文化，并不是說僅僅是單一去做投資，單一的去講人才，沒有講多樣性文化的重要性。重慶正在從單一性的文化向多樣性的文化邁進，也是我做的一個重要的主導工作。
重慶的汽車、摩托車現在是第一大的產業，將來一定會被IT產業所代替，重慶提出要打造IT作為第一支柱產業的戰略目標。從文化方面來講的話，我們一方面在推動汽車制造業、摩托車和裝備制造業提高技術含量，比如發展汽車電子；第二利用現有的制造業提供市場發展增產服務，發展金融、物流、研究開發等等，通過現有的制造業基礎來發展有先進文化的產業，最有可能推動這個城市從傳統走向現代。
歐陽斌：如果您要把您的哈佛校友引到重慶來，需要用簡單的一兩句話來概括重慶的文化特征，您會怎么說？
沐華平：我曾經在香港待了三個月，當時給我一個最大的印象就是香港的active。所以我認為，如果要告訴我的哈佛校友到重慶來發展的話，我會告訴他們Active Chongqing就是最大的特征。
一個人你想選擇今天，那可能不會選擇重慶；但是你如果選擇明天的話，那就必須要選擇重慶，因為重慶是一個蒸蒸日上有活力的城市。你要活在今天還是活在明天？只有對未來有期待有期望的人，才會感到生命有意義，所以我才會用Active Chongqing來作為最大的賣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