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京師范大學經濟與資源管理研究院院長李曉西：各地政府要用好中央給的政策 在國內的20個競爭服務外包的城市中，南京是處于前列的，而且南京也做了很多的工作，做得也是相當不錯的。 在金融危機中，好多單子都跑到中國來了，中國的成本低一些。服務外包這個行業有很多機會，那么我們就要把它做得更好一些。 我去美國時發現，得克薩斯州不是美國最窮的州，但是得到的美國資金支持卻是最多的，為什么？因為申報工作做得好，美國資金支持的條件，一個是窮，第二個是把錢花得最好，他們專門有一批人搞填表培訓和填表指導。我們也一樣，中央給的這些政策也需要我們很好地學習，認真地填報，國務院辦公廳批示里面，提到了要在20個城市中給一些企業減免企業15%稅收，這方面我看南京做了很多工作，2008年推出一些新的政策以后，幫助企業用好上面的相關政策，使一些企業享受到了國家的支持資金。 在印度，有些大的服務外包公司，大到三至五萬人。一大批中小企業固然非常重要，但若干個航空母艦級企業也是需要的，我們和印度現在競爭就不太容易，2008年印度在服務外包上占了GDP的60%左右。現在南京有些企業正在成長，怎么樣支持他們做大做強，是值得我們研究的。 中國發展研究會副秘書長湯敏：發展服務外包要走與印度不同的路 最近我參加了一個公共管理高級培訓班，學到非常多的東西。我們參觀了兩個哈佛大學旁邊的生物制藥企業，這兩個制藥企業年產值都是在40億美元左右，在美國的生物制造業都是排前幾名的，但目前受金融危機沖擊非常大。美國的生物制藥企業，大概有60%左右在一年內資金鏈就要斷裂，這些企業現在都在紛紛把它的前端或者后端分包出去。前面這兩個企業在中國現在都有分公司，把前期的研究包括臨床，都慢慢轉移到中國來減少成本。 這些高科技企業因為受到資金鏈的壓力，價格非常便宜，用很低的價格就可以把它買來，從這里我們得到一些結論，發展服務外包，我們能不能走出一條跟印度不同的道路？我們不需要按照印度的發展方式從低端到高端，目前整個國際經濟形勢正在發生巨變，這里會有很多新的機會。同樣在服務外包里，我們有可能走出一條新路來。 |
| 中國銀河證券股份有限公司首席經濟學家左小蕾：產業轉型軟環境比硬環境更重要 服務外包轉移跟制造業的轉移一樣，是有國際規律的，其實十年前，國際的外包業已經在中國大規模開始了，像IBM，像甲骨文，當時中國的所有銀行業的信息系統和金融服務這一塊，統統被外國公司包走了。中國在上一輪全球化的過程中，承接了制造業，變成了一個制造業的中心，那么在新一輪的全球化過程中，可能要承接這個服務外包業了，這既是順應國際產業發展的規律，也是中國自己經濟發展的一個戰略性的變化。全球IT的服務外包規模在2006到2009年之間，平均增長超過了6%；2009年IT的市場規模將達到4322億美元，我們能在此占多大的份額？南京是幾千萬美金，規模還是很小的。我們有很大的發展空間，這需要我們付出很大的努力。 在這里我想提幾個具體的問題。首先我們的硬環境是能夠上去的，但是軟環境可能會阻礙發展，知識產權的問題，弄不好會非常阻礙發展，因為外包中IT是占主要的成分，IT行業很多技術是公司的核心競爭力，是公司的核心技術，所以對方會非常在意，在這一點上，我們需要法律規范。第二個，公司治理也很重要。一個合格的投資者到中國來，把業務交給中國的公司，為了控制風險，他非常在意你的公司治理的結構和整個架構，他要做凈資產調查，對你的資質、規范、合規合法等指標都要進行反復調查。這對我們也是好事情，有利于推動我們的完善和發展。另外一個，要培養我們自己的中介機構，使我們的服務外包成為一個產業鏈，利用我們自己的中介機構來連接承包方和接包方。 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宏觀經濟研究院副院長陳東琪：結構調整越早抵御危機能力越強 這次的危機，對我們的金融體系影響不大，但是對我們的實體經濟影響非常大，這一次的危機對長三角、珠三角，特別是珠三角，是三十年改革開放以來，傷得最厲害的。有一個深刻的原因，除了體制、機制、政策等原因外，與我們的結構調整比較遲緩有關。我們看到，深圳也好，江蘇的連云港也好，抵抗力還是比較強的，主要的一個原因就是他們的企業，內部結構調整比較早，我最近到連云港市去看了一下，有一些企業表現很好，因為它在危機之前和危機剛開始的時候，注意了結構調整，比如說研發的投入，對新產品的研制等，在此次危機中表現了良好的抗風險能力。 危機還沒過去，我們要為后危機和危機后謀劃，而且恐怕不是一個短周期的謀劃，是一個中長期的謀劃，中國改革已經走過30年，我們要謀劃今后的30年中國經濟的路徑和增長模式。 現在我們發展服務業，包括發展服務外包業有條件了，現在談這個問題更具有現實可行性，更具有相應的條件，第一個條件，就是舊的增長模式確實已經達到邊界，接近極限了。第二個條件是，現在我們的服務外包企業還是有一定的規模。我看了一個材料，到2008年我們有3202家服務外包企業，從業人員有527萬人，數字雖然簡單，但是它確實是在加快發展，更為重要的是，我們積累了經驗，熟悉了國際的運行規則，也形成了一定的網絡，這是難得的。我們現在人力資本的量的擴張非常快，我們每年的大學畢業生是600萬，在校生是2000多萬，可以說我們已經具備了人力資源。 關于加快服務外包業的步伐，我認為，第一個要放松管制。美國的經濟制度，是在法制條件下有更多的自由空間，我們的限制還是蠻多的，這會使企業的創新打折扣。所以，制度創新是很重要的。美國的信息業快速發展，和它市場的放開是很有關系的。我們要拓寬服務外包發展渠道，就要有多元化的思考。同時我們要改善政府對服務外包的公共服務，提供足夠、良好、便利、有效的程序和服務，包括提供相應的信息平臺。 中國注冊稅務師協會會長許善達：服務外包發展需要稅收政策支持 我們的服務外包，發展比商品發展出口慢，我覺得至少要慢二十年，原因有很多。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稅收政策上的不合理。 我們的商品出口從上世紀八十年代就開始實行出口退稅，這是我國商品出口快速發展的一個重要原因。服務外包實際是服務出口，而服務出口沒有實行退稅政策，就像我們20世紀80年代初期商品出口不給退稅是一個道理，服務業實行營業稅，只有人出口了才免稅，人在境內，提供的勞務出口了，照征稅。這很不合理，也不符合世界各國稅制規則。至今為止，我們只有一件是免稅了，翻譯，在境內從事外文的翻譯出口到國外去了可以免稅。免稅和出口退稅，在政策上還是兩個概念，免稅是什么呢？就是你的最后一道環節的營業稅不征了，退稅是把你以前的各項稅收統統給退干凈，是沒有稅收的。因此，服務外包需要各種政策環境，但是有一個環境非常重要，就是退稅。離開它，服務外包是很難發展快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