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次出臺的系列政策意味著服務外包已上升為國家戰略，正在從頂層設計方面邁出第一步。”對外經濟貿易大學副教授姜榮春在接受記者雜志記者采訪時表示。

對外經濟貿易大學副教授姜榮春

　　作為最早一批研究中國服務外包產業前沿的專家，姜榮春也欣喜地表示，自己關注的領域終于開始從國家層面得到了有力的重視。

　　姜榮春認為，服務外包產業廣泛涉及多個傳統產業分類條目，對特定部門進行直接干預的傳統產業政策難以實施和奏效，旨在為競爭力創造對的基礎經濟環境的水平型政策才是首選。

　　因此，這里沒有提重點產業，而是使用了‘重點發展領域’的提法。表明決策層對于服務外包產業性質和發展環境要求具有全面深刻的理解。”姜榮春說。

　　與此同時，姜榮春強調，對于產業整體來說，在服務全球化深入發展的大背景下，內向化是沒有出路的，也不是所有企業都走得通。”

　　姜榮春分析到，目前，盡管面臨一些困難，仍有不少企業在一些國際市場和特色領域已經占據一些優勢，要做的是繼續保持、鞏固既有優勢，挖掘和提升新優勢。在世界經濟恢復增長之前苦練內功，期待新機會。

　　因此，從國家層面來講，應該強調在岸離岸市場并重，偏一不可。”姜榮春表示。

　　頂層設計第一步

　　記者：2014年11月26日李克強總理主持國務院常務會議部署加快服務外包產業，意味著服務外包正式上升為國家戰略。在您看來，此次會議傳遞出哪些信息？國務院為什么會選擇這個時間節點做出這一部署？

　　姜榮春：此次會議出臺的加快發展服務外包產業的措施，覆蓋面廣、內容明確具體、針對性強，包括責成相關部門制定發布重點領域指導目錄，支持基于知識性業務的價值鏈升級導向和平臺建設，鼓勵專業化、品牌化和規模化發展，既注重培育龍頭企業又扶持有獨特優勢的中小企業；除了產業自身，還基于需求方視角，提到政府拓寬服務市場采購；營造有利的環境，重點是加大財稅支持力度，還包括知識產權保護問題和一系列包括外籍人才流動在內的便利化措施。可以說，囊括了整個服務外包產業生態系統。

　　之所以在這個節點做出上述部署，一方面與當前外貿形勢乃至整體經濟環境面臨較大增長壓力有關。盡管與前些年相比，服務外包特別是國際業務部分增速有所放緩，但是，與整體經濟增速，與貨物貿易和服務貿易增長相比，服務外包的增長還是極為令人注目的，而且由于基數變大，實際上在絕對增量方面仍保持較快增長，堪稱促進經濟增長的新亮點和新引擎，特別是其在就業方面的積極效應更是得到實踐檢驗。考慮到保就業與保增長是高度一致的，保就業已成為當前宏觀經濟調控的核心目標之一，促進服務外包發展的必要性更加凸顯。

　　另一方面，李克強總理早已在上世紀90年代就公開發表過有關服務經濟”的論文，決策層對于中國經濟正在加快向服務經濟轉型具有深刻理解，促進服務外包發展既是短期穩增長和促就業的必要措施，也與中長期產業升級和結構轉型的長遠目標高度一致。

　　此外，上述部署中的不少內容與加大金融體制改革、改善中小企業融資環境、推動貿易便利化、加強知識產權保護、簡政放權及建設服務型政府等當前正在積極推行的改革措施高度一致，可視為整體改革內容的重要促成部分或者說釋放改革紅利的重要突破口”。

　　記者：在您看來，相比之前的服務外包產業發展政策，此次會議最大的突破點在哪里？亮點又表現在哪里?

　　姜榮春：我本人此前曾撰文指出，以信息處理和知識生產為主要內容的服務外包產業與傳統產業有本質不同，我國現行以制造業為核心的政策支持體系亟待創新，必須同時從國家和區域層面重新統籌規劃適用于現代服務業發展的新型政策體系。”我個人覺得，本次出臺的系列政策意味著服務外包已上升為國家戰略”，正在從頂層設計方面邁出第一步。當然，具體效果仍有賴于后續具體細則的出臺和實施，我們很難寄望于一次國務院常務會議就能解決所有問題，但已經邁出第一步，有理由相信，未來發展環境會越來越好。

　　亮點在于，一是不再像以前僅僅關注龍頭企業，而是在培育龍頭企業的同時，也積極扶持有核心優勢的中小企業。我國有2萬多家服務外包企業，而且還在增長，不可能也沒必要都做成跨國服務巨頭，穩增長和保就業的主體是中小企業而不僅僅是幾家領軍企業。因此，我個人非常支持這一舉措。這一條也為產業發展指出另一條路，就是中小企業應根據自身優勢，通過走專業化和品牌化道路，實現可持續發展和轉型升級，而不是一味求大。

　　二是增加服務外包示范城市。從本質上講，服務外包示范城市政策是歧視性的，支持少數城市發展的同時，對于非示范城市形成歧視。當然，這在產業發展初期，有利于促進產業集聚，其積極效應不容否定。產業走到今天，企業已經有2萬多家，就業人數已經接近600萬，不少企業加快向二三線城市擴展。增加示范城市，等于更多地區和城市可以享受政策紅利，讓競爭機制發揮更好作用，形成更公平的市場環境，既有利于促進產業升級，也有利于更多地區特別是服務外包示范城市較少的中西部和后發展地區贏得機會。

　　三是試行國際服務外包增值稅零稅率或免稅政策。因主要市場國家經濟低迷，競爭壓力過大，國際業務發展遇到較大阻力，提出國際業務零稅率可以說恰逢其時，服務全球化的仍在深入發展，許多新興市場潛力亟待挖掘，例如一帶一路”國家的業務發展正在展示出較好前景，在岸離岸缺一不可。國際業務零稅率不僅將切實減輕企業負擔，也為致力于發展國際市場的企業打了一支強心劑。

　　記者：李克強總理首次提到服務外包是在2013年京交會，當時的提法是要擴大服務貿易規模，拓展服務外包”。而這次的定位是加快發展服務外包產業，打造外貿競爭新優勢”。對此，您怎么看？

　　姜榮春：在我看來，總理的兩次講話是一脈相承的。前者指出，包括服務貿易和服務外包在內的服務業發展是中國經濟長期持續健康發展與優化升級的新引擎、新動力”，通過擴大服務貿易和拓展服務外包既是促進國內經濟轉型也是加強與各國在服務貿易領域實現互利共贏的重要舉措。

　　時隔一年半之后，再提加快發展服務外包產業，打造外貿競爭新優勢”是對上述總體發展理念和戰略導向的落實和具體化，明確指出服務外包是產業升級新支撐、外貿增長先亮點、現代服務業發展新引擎和擴大就業新渠道”，在傳統制造和貨物貿易面臨巨大壓力的特殊時刻，充分肯定了服務外包對于重塑外貿競爭優勢的重要作用，根本出發點和核心則是如何通過一系列具體措施的制定和落實，破除制約產業發展的體制機制障礙，切實為服務外包產業發展提供新動力。

　　區別在于，前者將服務外包作為發展服務貿易和現代服務業的一個重要方面提及；后者則聚焦于如何促進服務外包產業發展升級的具體措施，切實實現其作為外貿新優勢打造者和現代服務業發展新引擎”的重要作用。

　　厘清和正名產業位置

　　記者：會議提出要發布服務外包產業重點發展領域指導目錄，拓展行業領域。這傳遞出什么信號？厘清服務外包產業的概念和范疇的意義在哪里？

　　姜榮春：服務外包產業廣泛涉及多個傳統產業分類條目，對特定部門進行直接干預的傳統產業政策難以實施和奏效，旨在為競爭力創造對的基礎經濟環境的水平型政策才是首選，因此，這里沒有提重點產業，而是使用了重點發展領域”的提法。表明決策層對于服務外包產業性質和發展環境要求具有全面深刻的理解。服務外包產業政策的具體設計和實施要求理論創新、方法創新和思路創新。

　　當前社會各界對于服務外包產業的概念和內涵界定乃至發展導向并不統一，也存在不少認識誤區。比如很多人一聽服務外包就認為只有非核心業務才會外包，因此只能停留在低端最多是中端，其實，服務外包本身并不意味著業務屬于低端、中端或高端，既有可能是最基礎的保潔服務，也有可能是最前沿的研發設計業務。核心非核心是相對而言的，不是固定不變的，一個組織的非核心業務也可能是另一個機構的核心業務。非核心不能等同于低端。

　　在發展戰略導向方面，由于最近一兩年，國際業務面臨較大壓力，不少業界人士提出應回頭重點開拓在岸市場。這種思路，對于特定企業來說，根據外部環境和自身優勢制定發展戰略，沒問題，還可能是非常有效的戰略。但是，對于產業整體來說，在服務全球化深入發展的大背景下，內向化是沒有出路的，也不是所有企業都走得通的。況且，盡管面臨一些困難，仍有不少企業在一些國際市場和特色領域已經占據一些優勢，要做的是繼續保持、鞏固既有優勢，挖掘和提升新優勢。在世界經濟恢復增長之前苦練內功，期待新機會。因此，從國家層面來講，應該強調岸離岸市場并重，偏一不可。

　　這次國務院常務會議提出，要面向全球市場，加快發展高技術、高附加值服務外包這一綠色產業”，可謂恰逢其時，既是為服務外包作為高端產業的厘清和正名，也提振了業界發展服務外包，特別是開拓國際業務的信心，還切實送來了大量政策紅利，從多方面減輕了企業負擔。

　　記者：李克強要求相關部門思想要再解放一點，步子再快一點”，不能再含含糊糊”，要多給一些真金白銀”的政策實惠。對此，該如何理解？對服務外包產業來說，我們可以進一步解放思想、加快步伐的領域有哪些？

　　姜榮春：總理強調思想要再解放一點，步子再快一點”，不能再含含糊糊”，要多給一些真金白銀”，是督促相關部門在落實這一發展戰略時，不打折扣，措施到位。詳實、具體、可操作性強的細則是切實落實政策利好的關鍵，如果沒有配套細則的出臺，再好的戰略也很難奏效。

　　由于服務外包產業的復雜性和廣覆蓋，大幅度寬范圍的優惠政策出臺和實施到位才容易奏效，但這必然涉及相關部門的利益調整，中間會有些權衡也很自然的。在這個過程中，需要進一步解放思想，統一認識，比如在組織方面，由于政策實施必然要涉及多個部門多個行業，不但在國家層面，相關部門和地方也需要有總體設計和不同部門間聯系機制，才能更有效的協調相關機構。再如，如何劃定服務外包行業范圍，直接決定了受惠面的大小，宜寬不宜窄。還有，增加服務外包示范城市需要出臺一些標準，怎么制定這個標準，也考驗相關部門的智慧。我個人建議是，不能太少，也不能一下放開，可以循序漸進。

　　記者：國務院常務會議要求增加服務外包示范城市數量，在您看來，是否有這方面的必要？畢竟現在，我們的產業發展層次仍然偏低，與印度差距并沒有因為示范城市的設立而拉近多少，更重要的是現有的示范城市中，不少城市的服務外包發展情況并不容樂觀，甚至不如很多非示范城市。

　　姜榮春：我個人非常贊同增加服務外包示范城市數量的做法。前面已有所提及，在這里重申一下。從本質上講，服務外包示范城市政策是歧視性的，支持少數城市發展的同時，對于非示范城市形成歧視。當然，這在產業發展初期，有利于促進產業集聚。

　　如果再略作深一點兒的分析，這一政策的受益者是有潛力成為未來示范城市的非示范城市，以及產業整體。利益可能受損的是那些自身缺乏內在優勢、主要靠政策紅利生存的示范城市，當然，短期還有可能減少稅收，增加一些支持資金，但長遠看，增加服務外包示范對于營造更有利的產業發展環境、讓競爭機制更好發揮作用、做強做大我國服務外包產業是利好。此外，在實施服務外包示范城市退出機制難度較大的情況下，增加其他有優勢的城市進入，可視為一種替代措施。當然，示范城市不能一哄而上，避免短期內形成惡性競爭，可以循序漸進，根據實際情況進行調整。

　　至于與印度的差距問題，從企業層面看，國內服務外包領軍企業確實與印度主要企業存在的差距不僅沒有縮小，部分領域還有可能在加大。造成這一問題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比如印度自殖民時代起就有經營大型跨國公司的歷史和文化傳統，就服務外包幾大領軍企業而言，也有至少近半個世紀的發展歷史了，已走過靠低成本優勢和大規模勞動力投入取勝的階段，從某些企業的營收增長超過員工增長就可以看出來。但是，印度幾大企業早在70年代初就設立了，直到2003、04年也剛夠2萬人，并非一直發展這么快，經過多次經濟周期的洗禮，競爭力得到根本提升。我們最早的服務外包企業，比如東軟，是90年代初才設立的。到現在也只有20幾年，應該說發展并不慢。

　　從產業層面看，我國與印度對于服務外包產業的統計口徑也存在顯著差異。印度的NASSCOM協會對應的中文名為印度軟件與服務型企業協會”，包括軟件在內的信息技術和信息服務型企業都涵蓋在內，而我國的服務外包產業統計口徑較窄，反映在數據上，就會與印度存在差距。實際上，我國并不缺乏足以與印度領軍企業媲美的服務提供商。例如華為的全球服務收入已超過印度的印孚瑟斯公司，海爾、海信等的軟件收入也很高，在全國軟件企業中排名很靠前。按照現有口徑，并不屬于服務外包型企業。

　　所以，產業層次偏低”問題應該從多方面檢視，不能簡單歸咎于服務外包示范城市”政策的成功與否。

　　從產業發展來看，盡管服務外包示范城市”的設立是對非示范城市的歧視，但這一戰略是符合產業內在發展規律的，這是由于服務外包對于人才、軟硬件基礎設施等生產要素和營商環境具有特殊要求，在總體經濟發展水平較低的階段，先讓具備基礎條件的城市發展起來，有利于促進產業早期增長。印度也是從少數幾個熱點城市發展起來。

　　一些城市服務外包產業發展并不樂觀的情況是正常的。政策紅利只是外部誘因，進入示范城市行列的地方比沒有進入的享有先占優勢。但是，長期發展效果仍然取決于自身發展能力和外部環境的結合。近兩年產業總體增長放緩，不少企業也面臨戰略調整和重新布局，實際上是產業發展到一定階段的自我分化和自我調整，一些地方一些企業面臨更大困難是市場機制優勝劣汰的結果。應該看到，有些企業雖然難以為繼，一些地方發展不盡人意，但是，這些生產要素重新優化組合后，仍然在發揮積極作用甚至正是因為如此才得到更有效的利用，并沒有浪費或者很少是浪費掉的。這是產業自我適應、自我學習和自我成長的一部分。

　　很多示范城市不如非示范城市，恰恰表明，市場機制在發揮作用；也表明有必要把那些有發展潛力和自身優勢的城市納入進來，破除政策歧視，讓其享有更公平公正的市場環境。

　　內需短期井噴”可能性不大

　　記者：會議提出要支持企業特別是工業企業購買非核心業務的專業服務，政府部門也要拓寬購買服務領域。這被解讀為即將出臺政府及國有企事業單位外包的政策措施，國內服務外包市場將出現井噴”？對此，您怎么看？政府外包的突破口和領域有哪些？做大的困難有哪些？

　　姜榮春：從全球來看，美國政府是服務外包業務的最大買家。全球幾大服務巨頭，如IBM、惠普等都承擔大量政府項目。從國內需求看，政府及國有企事業單位購買服務不足是制約我國服務外包產業發展的部分乃至重要原因。這與政府自身執政理念和執政方式以及企事業單位改革進度有關，這個轉型是循序漸進的，只能與政府職能改革和國有企事業單位改制同步發展。換句話說，政府及國有企事業單位的確是由巨大的潛在市場規模有待釋放，但這個市場有一個成長和發育的過程，出臺鼓勵政府及國有企事業單位外包的政策措施，有利于更好促進這個市場加快發展，但很難一蹴而就，短期內井噴可能性不大。

　　從另一方面看，政府包括各級地方政府及國有企事業單位目前從市場購買的服務已經有了相當大規模，特別城市化建設催生大量公共服務項目如城市規劃、景觀設計、節能設計等等，但是，這一塊業務總體要求高、規模大、技術要求復雜，國內能夠獨立承擔的服務外包企業寥寥無幾，專業技術人才也嚴重不足，主要被幾大跨國公司所壟斷。因此，政府及國有企事業單位外包業務需求與本土企業的服務能力之間存在錯位問題，鼓勵公共服務外包有利于產業發展，但這是一個循序漸進的過程。

　　當然，在這個過程中，政府的有形之手有很多發揮空間。首先是加快政府服務自身以及企業事業單位改革進程。明確政府的核心業務是管理國家機器和提供公共服務，與此不相關或關聯度不大的業務交給社會和市場。即使是政府應該提供的公共服務，部分能夠商業化運作同時又可以監控服務質量的業務也應該盡快剝離，積極對外發包。其次是，比較大的政府外包項目應該合理切割，讓綜合服務能力不足的本土企業有機會進入這個市場。最后，特別重要的是，對外發包過程一定要規范運作，公正透明，不涉及國家機密的信息全部公開運作，為企業提供公平公正的競爭環境和成長環境。

　　公共服務外包項目做大的困難主要涉及以下幾個方面：一是政府自身及企事業單位的改革有一個過程，因此，公共外包需求市場的大規模釋放很難拔苗助長。二是服務外包企業的核心資產和競爭力來源是人力資本和項目積累。因此，本土企業能力的提升和業務升級需要一個過程，難以一蹴而就。三是公共服務外包涉及招投標過程，特別容易受暗箱操作和腐敗等問題的影響，做到公正透明需要建立科學治理規則，要加強包括社會在內的多方監督機制建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