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經濟經過30多年的高速增長后，最近6年連續下降，從2010年的10.4%下降到2016年的6.7%。當然，這樣連續幾年下降的情況過去也發生過，比如從1993年到2000年，增長速度連續7年下降，從1993年的14.2%下降到2000年的7.6%，無論下降幅度還是持續時間，都比這一輪更甚。一個自然的問題是，這一輪下降是周期性的還是趨勢性的？在我看來，有周期性的因素（2009年強刺激政策的結果），但主要是趨勢性的。過去30多年的高速增長主要是由于改革開放釋放了中國的后發優勢，這種后發優勢給企業家提供了巨大的套利空間，一旦有了一定程度的從事商業活動的自由，企業家（包括中國的和外國的）的套利活動就使得資源配置效率逐步提高，從而推動了經濟的高速增長。但經過30多年的持續高速增長之后，隨著中國與發達國家差距的縮小，后發優勢的潛力正在耗盡，套利空間越來越小，僅靠套利活動驅動的配置效率的改進，已無法維持經濟的高速增長。未來的增長主要依靠企業家的創新。但創新比套利難得多，從發達國家經濟增長的歷史看，創新驅動的年增長率能達到3%就非常了不起。創新對經濟體制和政治體制的要求也更高?？傮w上講，我們目前的體制雖然能刺激企業家套利，但嚴重不利于企業家創新。未來即使要維持4%—5%的增長，也需要我們在體制改革和政策方面有大的突破。如果私有產權不能得到有效的法律保護，如果建設法治國家的愿景不能落到實處，企業家就不可能有足夠大的動力從事創新，中國經濟增長方式的轉型就不可能成功。
企業家精神是經濟持續增長的源泉
我這里提出兩個命題。第一個命題是：市場經濟是保持經濟可持續增長的唯一制度。在其他制度下，經濟在一定時期內也可能出現增長，甚至比較高的增長，但不可能維持持續的增長。如果人類歷史按250萬年算的話，真正的經濟增長只發生在過去250年，也就是說在萬分之一的時間內，在19世紀之前人類漫長的歷史中，按人均收入算，全世界的經濟基本處于停滯狀態，一代又一代，人類的生活水平沒有什么大的變化。為什么這250年與之前不同？因為人類開始走向市場經濟。
第二個命題是：企業家精神是市場有效、有序運行的核心驅動力。沒有企業家，也就沒有市場經濟；任何阻礙企業家精神發揮的制度和政策，都是對市場經濟的背離。
上述兩個命題結合在一起，我們可以得到一個結論：企業家精神是經濟持續增長的源泉，企業家是經濟增長的“國王”。一部經濟增長的歷史實際上就是企業家創業創新的故事，全世界是這樣，中國也是這樣。反過來說，如果我們不去描述企業家的創新和創業，就不可能描述出經濟增長的真面目。我和盛斌1989年出版了一本書，《經濟增長的國王：論企業家》，講的就是這一點。
理解經濟增長的關鍵是理解企業家精神，但非常遺憾，經濟學的課堂、教科書里并不這么講。主流的新古典經濟學里，我們看不見企業家的蹤跡。這是因為，新古典經濟學假定偏好、資源和技術都是給定的，每個人一樣聰明且無所不知，在這樣的假設下，企業家毫無用武之地。新古典增長理論強調技術進步和資本積累的重要性，但假定技術進步是外生的，與企業家的行為無關；它只關注資本量的多少，不關注誰在投資，似乎企業家投資和政府投資沒有什么區別。在現在流行的凱恩斯主義經濟學里，政府成了經濟增長的主角，中央銀行行長比企業家更重要。這些經濟理論對增長的解釋，遠不如亞當·斯密和熊彼特給我們提供的理論有力。
按照亞當·斯密的理論，國民財富的增長主要來自勞動生產率的提高，也就是每個人能生產越來越多的東西；勞動生產率的提高靠技術進步和創新；技術進步和創新依賴于社會分工和專業化；而分工的范圍、深度依賴于市場和市場規模。這樣，市場越發達、市場規模越大，分工就越細，專業化程度就越高；更細的分工和更高程度的專業化帶來技術進步和生產率的提高，從而導致財富的增加；財富增加帶來市場規模的進一步擴大，分工進一步深化，技術進一步改進，由此形成一個良性循環。這是經濟增長的基本邏輯。
但這個良性循環能夠轉動起來，最核心的驅動力是什么呢？是企業家！這是熊彼特100多年前告訴我們的。該書德文版于1911年出版，英文版1934年出版。也參閱熊彼特，《資本主義、社會主義與民主》第二篇，商務印書館，2009年。根據熊彼特的增長理論，如果沒有企業家精神，經濟生活不過是一個靜態的循環流轉；正是企業家精神打破了這個循環流轉，使得經濟增長成為可能。不是客觀上事先已經有了市場需求，企業家只是被動地滿足它；相反，市場是企業家創造出來的。分工是誰創造的？也是企業家。如果沒有企業家，人類只能過自給自足的生活。比爾·蓋茨最偉大的貢獻是什么？是創造了一個軟件產業。技術進步更是企業家創新的結果。這樣說并不是否認技術人員的重要性，但創新和發明不一樣，創新可能需要發明，但發明不等于創新，創新的核心是新技術和新產品的商業化。技術進步了，人們的收入就提高了，但增加的收入如何變成新的市場呢？還是靠企業家！現在講的所謂“產能過?！?，實際上是企業家沒有創造出消費者喜歡的新產品，沒有把增加的財富變成新的市場。中國的企業家下一步要做的，就是在經濟發展到現在水平的情況下，將人們不斷增加的收入變成真正的市場。這靠傳統的產業、傳統的產品是不可能做到的，只能靠創新。
根據斯密—熊彼特增長模型，經濟增長最主要的表現，不是我們通常講的人均GDP的增長，更不是原來存在的產品的消費量的增加，而是新的產品、新的技術、新的市場的不斷出現，分工鏈條的不斷拉長和專業化的加深，消費結構和產業結構的不斷升級。
按照超市零售存貨單位（SKUs）衡量，200年前人類使用的所有產品加起來不過10的2—3次方，今天是10的8—10次方，我們沒法想象它有多大，這些不斷涌現的新產品都是企業家創造出來的。我們現在用的每件工業產品都可以追溯到它的起源，都是企業家從無到有創造出來的。不僅是每個產品，而且每個產業的出現也是如此。傳統的社會只有農業、手工業等幾個行業，產品很簡單，現在我們有多少個行業？按照美國的多層分類標準，僅出口產品，兩位數編碼的行業有97個，4位數編碼的行業有1222個，6位數編碼的行業有5053個，而且還在不斷增加，這都是企業家創造出來的。如果讀者對一個行業有多大沒有概念，那就記住：“主要用于載人的汽車及其他機動車輛”屬于4位數類別的第8703類，“帶點燃往復式活塞內燃發動機，排氣量大于1500毫升、小于3000毫升”的客用車屬于6位數類別的第870223類。
中國過去30多年消費結構的變化很說明問題。如果只看人均糧食消費的話，中國經濟不僅沒有增長，而且倒退了：1981年中國城市居民人均消費糧食是145公斤，2012年是79公斤。中國的經濟增長主要表現為新的消費產品不斷出現，原來沒有的產品現在有了。20世紀90年代之前，手機沒有，汽車沒有，計算機沒有，網絡更沒有，現在都有了。而且有些東西看起來是新的，出現以后很快就消失，像固定電話，從80年代中期進入家庭消費，但過去10年每百戶的固話擁有量不斷下降。80年代最重要的一些耐用消費品現在已經不值得統計了，如每百戶擁有多少輛自行車現在不再統計，因為沒有多大意義。所以說，經濟的增長就是新產品、新技術的不斷出現，而不只是GDP的增長。圖2描述了一些重要消費品的變化。
為什么做到這一點？因為在競爭的市場上，企業家在不斷創新。
套利企業家和創新企業家
從經濟增長的角度看，市場有兩個基本功能：一是資源配置；二是技術進步。傳統經濟學聚焦于第一個方面，研究市場怎樣有效配置資源，推動經濟的發展。但仔細看是有問題的，如果市場僅僅是使給定的資源得到最優配置，經濟增長不會持續，因為在資源配置沒有達到最優時，我們改進它，會帶來財富的增長，但一旦達到最優配置就沒有增長的潛力了。增長的真正潛力來自于第二個方面，就是市場競爭推動的不斷的技術進步。
市場的這兩個功能來自企業家的兩個基本職能：第一個是套利，第二個是創新。
所謂套利就是發現和利用盈利的機會。由于人類的無知，社會的資源配置總是處于非最優狀態，即市場處于非均衡狀態。不均衡就有套利的機會。企業家干什么？就是靠他的警覺性發現市場不均衡，利用不均衡進行套利，不斷推動資源向更有效的配置流動，最后趨向于均衡。這就是企業家的套利功能。
說簡單一點，比如說市場中有些東西本來可以以更便宜的價格買來，但是你不知道，你花了更貴的價格；有些東西可以以更貴的價格賣出去，你不知道，可能賣得很便宜；有的東西有人需要，但是你以為沒有需求就沒去生產；如此等等，都是市場不均衡的表現。企業家發現了這樣的機會，開始行動，使得原來沒人生產的東西，有人生產，原來貴的東西變得便宜，原來便宜的賣得貴。在這個過程中，套利的企業家賺了錢，資源的使用效率得到提高，但隨著競爭者的增加，市場逐漸趨于均衡，套利空間消失。
說套利是一種企業家活動，是因為套利機會盡管存在，但大部分人熟視無睹，只有具有企業家的敏銳的人才能看出來。如果所有人都具有企業家的敏銳，任何套利機會就會瞬間即逝，不均衡就不會存在。套利活動帶來利潤還是虧損，取決于企業家的判斷力好壞。
企業家的第二個職能是創新。當市場達到均衡時企業家就無利可圖了，企業家用什么方式賺錢呢？就是創新，打破現有的均衡，包括生產出原來沒有的產品，或是引進原來沒有的生產方式，或是發現新的原材料供應、新的市場，或是改變生產的組織形式?？纯唇裉斓慕ㄖb修和二三十年前用的材料有多么不同，你就知道什么是引進新的原材料了。
做一些現實的對比有助于我們理解套利和創新的區別。2016年6月我隨中國企業家論壇代表團去美國訪問，先去了硅谷，然后又去了華爾街，我明顯感覺到，硅谷的企業家在創新，華爾街的投行在套利。比爾·蓋茨和斯蒂夫·喬布斯是創新型企業家，索羅斯和巴菲特是套利型企業家。
如果把套利和創新都作為企業家的職能，企業家其實不是一個特別新的現象，從古到今都有，但從全球范圍看，創新型企業家的出現是近兩百多年的事情，古代企業家基本上都是套利型企業家，也就是通常說的商人。司馬遷可能是第一個給企業家立傳的人，他的《貨殖列傳》實際上是企業家傳。我的家鄉陜北有一首有名的民歌“趕牲靈”，趕牲靈的人又稱“腳夫”，就是我們那個地方那個時候的企業家，他們拉著騾子馬，一個地方買個東西到另一個地方賣。創新企業家作為一個群體，是伴隨工業革命出現的。
經濟的發展過程就是企業家的兩種職能相繼交替不斷推進的過程。有套利空間就有企業家套利，套利空間消失了企業家就必須創新，創新又為其他企業家提供了新的套利機會，如此等等。以計算機為例，計算機的出現本身是一個創新，經過一系列的后續改進（漸進式創新），計算機的功能不斷完善，但到了2000年左右，個人計算機市場已經處于均衡狀態，不僅中國市場是這樣，全球也是如此，生產計算機幾乎不再賺錢了。這個時候出現了蘋果公司的iPad平板電腦，打破了均衡。蘋果公司賺大錢了，其他的計算機廠家開始模仿，利用它進行套利，現在平板電腦賺錢也非常難。
在現實中，企業家的套利活動和創新活動同時存在，任何時候都會有些企業家在套利，有些企業家在創新。并且，純粹的套利活動或純粹的創新活動都很少（如果不是完全沒有的話），大部分套利活動需要輔之以一定程度的創新才能成功。舉一個具體的例子，柳傳志1984年開始做計算機生意的時候是在套利，當時香港市場上計算機很便宜，北京市場上計算機很貴，柳傳志發現了套利的機會，就成立一家公司從香港進口計算機到北京賣。但香港進口的計算機在北京有一些語言和其他的功能并不受內地使用者的歡迎，所以聯想公司就創造出聯想漢卡。聯想漢卡是一種創新，有了聯想漢卡，計算機的套利就更容易了，這是聯想公司最初的歷史。
進一步，我們還要區分一下生產性套利和非生產性套利。生產性套利是創造價值的套利，比如從成本低的地方買進運到價格高的地方賣出，就增加了產品的價值。非生產性套利是不創造社會財富的套利，所獲得的利潤是一種再分配，算不上企業家利潤，因而不是我主張的企業家套利。在沒有政府實施產業管制的情況下，所有的套利一定都是生產性的，套利機會來自市場不均衡，只有具有企業家精神的人才能發現這樣的套利機會并賺錢。但如果存在政府管制，就會出現非生產性套利機會，存在這樣的套利機會不是因為市場自身不均衡，而是因為政府管制帶來了壟斷租金。由于這樣的套利機會大部分人都可以識別出來，能否以及是否從事這樣的套利活動，更多地不是取決當事人的企業家素質，而是取決于他們與政府有關部門的關系。比如說，當某個政府部門設立一項審批程序時，門口就會出現一些公司幫你獲得政府審批，這就是非生產套利。當然，給定存在政府規制這個事實和政府官員的尋租行為難以遏制，這樣的套利活動也是創造價值的，因為它可以加快你獲得審批的速度，從而使得生產性活動得以進行。但從本質上講，這樣的套利是一種尋租行為。
有一些套利活動在任何意義上都不創造價值。比如說一本書其實沒有什么價值，甚至對社會還有害，但由于出這樣的書能得到政府部門的補貼，或者主管部門要求企事業單位必須購買，即使沒有任何人看這本書，出這樣的書也能賺錢，甚至賺大錢，就會誘使一些人從事這樣的出版活動。如果一個社會的非生產性套利機會很多，這個社會看起來有人賺錢，但是不會有真正的財富增長。社會財富的增長只能來自生產性套利和創新，不可能來自非生產性套利。
還有必要區分商業性套利和政策性套利。政策性套利是由特定政策導致的盈利機會。商業性套利是生產性套利，但政策性套利不一定是非生產的。比如說，在計劃經濟體制整體改革之前，中央政府決定設立深圳、珠海、汕頭和廈門四個經濟特區，經濟特區享有其他地方不能享有的特殊政策，如進出口權、外匯留成、關稅減免等，這些特殊政策就使得注冊在經濟特區的企業有了其他地區的企業沒有的套利機會，做同樣的套利活動在其他地方是違法的，在特區卻合法。但大部分這樣的政策性套利是生產性。
創新也可以分為兩類，第一類是顛覆性的創新，從0到1，創造原來沒有的東西；第二類是改良式的創新，不斷改進產品質量和工藝過程、降低生產成本等。以汽車工業為例，100多年前德國人卡爾·本茨發明了汽車并使之商業化，這就是顛覆性創新。顛覆了什么？傳統的郵政馬車。福特引進的自動生產線也是顛覆性創新，顛覆了傳統的手工制作。但從此以后汽車業層出不窮的創新基本上都是改良性創新，沒有革命性創新，發動機的改進、輪胎的改進，甚至出現自動換擋，這些都算不上顛覆性創新，而是改良性創新。但最近出現的新能源（電動）汽車是顛覆性創新，無人駕駛汽車也是顛覆性創新。
下面我借用“生產可能性邊界”這個傳統的經濟學概念，來總結一下企業家的套利和創新如何帶來經濟增長。圖3橫坐標代替一種產品，比如說玉米的產量，縱坐標代表另一種產品，比如說大豆的產量。給定技術和資源稟賦，我們得到如曲線X1Y1這樣一條生產可能性邊界，它代表社會所能達到的兩種產品的最大組合，曲線上及曲線內的任何組合都是可以達到的。給定消費者偏好，最優產品組合點是C，也就是傳統經濟學告訴我們的資源達到最優配置的點。如果實際生產處于這個點，我們說經濟處于均衡狀態（PP的斜率是均衡價格），已沒有套利的機會。但現實中由于人的無知、信息不對稱等因素，經濟可能處于像A這個內點，本來每種產品都可以生產更多，但我們沒有做到；或者處于如B這樣的邊界點，雖然實現了最大可能的生產組合，也就是達到了技術上的最大效率，但由于生產了太多的大豆，太少的玉米，造成結構不合理，供求不平衡（大豆過剩，玉米短缺），因而不是均衡點。
當現實經濟不處于C點時，就存在企業家的（生產性）套利空間。在A這樣的內點，很多資源沒有得到有效利用，或是有很多人閑著沒事干，或者是資本閑置，或者是管理不善使得產出沒有達到可達到的最大量，企業家發現了這種不均衡，用較低的工資動員、組織沒事干的人生產供不應求的產品，或者用很低的資金成本把資本投入生產，這樣的套利活動推動經濟從A點往C點移動，就會帶來經濟增長。
如果經濟在B這樣的邊界點，雖然沒有閑置資源，但資源配置不合理，投入大豆的生產要素太多，投入玉米的生產要素太少。由于原來生產大豆的要素回報率低于生產玉米的要素，企業家會把一部分資源從大豆生產抽出來生產玉米，也就是增加玉米的生產，減少大豆的生產，經濟就逐漸往C點趨近，也就帶來經濟增長。
伴隨從A點和B點到C點的經濟增長，是資源配置效率提升導致的增長，正是企業家的套利活動導致了市場由不均衡趨向均衡。這個過程同時伴隨著套利機會的逐漸減少，直至消失。
到了C點以后，經濟達到均衡，已沒有套利空間，如果沒有技術進步，就不會有進一步的經濟增長。但是，如果新技術的出現使得生產可能性邊界從X1Y1外移到X2Y2，進一步的增長就成為可能。新的均衡點是E，由點C到點E的移動就是企業家創新的結果。這就是創新驅動的增長。
現實中，由創新活動引發的技術進步當然不是等到經濟達到C點之后才出現。更可能的情況是，當經濟由A點或B點向C點移動的時候，一些企業家就在創新，就在推動生產可能性邊界外移，因此，一個存在創新的經濟總是處于不均衡狀態。這也意味著，只要有創新存在，就會有套利空間存在。反之，如果沒有任何創新存在，套利機會遲早會消失，這是因為，無論現在的資源配置多么不合理，企業家的套利活動終究會實現經濟的靜態均衡，到C點經濟就不可能再增長了。由此可見，創新，并且只有創新，才是經濟增長的持續驅動力。
有必要指出，圖3并不是刻畫經濟增長的理想模型，因為在這個圖中，我們假定產品種類是給定的。但如我們所觀察到的，創新通常表現為新產品的出現，而不只是現有產品生產技術的改進。因此，更準確的模型應該是生產可能性曲面，而不是曲線；創新不僅推動生產可能性曲面外移（即每種產品潛在產量的增加），而且增加曲面的維度（即產品種類的增加）。
中國增長方式的轉型：從套利到創新
以上我描述的是一般的經濟增長過程，下面重點討論一下中國經濟的增長。大致來講，過去30多年，中國經濟增長主要來自配置效率的提高，也就是圖3中從A點和B點向C點移動的過程，對應的主要是套利型企業家。之所以如此，是因為在計劃經濟體制下，人們沒有創造財富的積極性，資源配置嚴重不合理，實際經濟遠離生產可能性邊界。改革開放之后相當長時期，幾乎所有市場都處于嚴重的不均衡狀態，套利空間無處不在，而且有太多閑置的資源，無論是勞動力、土地還是資本，都沒有得到有效利用，給點錢就有人干活，生產什么都賺錢，只要人們想賺錢，經濟就能增長。
開放使中國市場與國際市場逐步一體化，帶來了新的不均衡和套利機會。這一點可以用圖4來說明。圖中，我假定在開放之前有兩個獨立的經濟體，每個經濟體的資源都得到了最優配置，均衡點分別是A點和B點。如果我們把這兩個經濟體簡單加起來，得到的總生產可能性邊界就是圖上的虛線，均衡點就是A+B這個點。如果兩個經濟體相互開放了，總的生產可能性邊界就向外移，移到X1Y1這條實線，均衡點是G。為什么？因為一個經濟體原來用的技術另一個經濟體沒有，通過相互引進對方的技術，或者由于生產要素稟賦和比較優勢的不同，通過交換產品，都可以實現更大的生產可能性邊界。也就是說，僅僅開放就可以提供巨大的套利空間。這種巨大的套利空間不僅吸引了中國企業家，而且吸引了外國企業家。中國的鄉鎮企業、私人企業靠套利起家，外國資本大規模進入中國也是為了套利，包括產品市場上的套利和要素市場（特別是勞動力市場）上的套利。中國便宜的東西美國很貴，美國便宜的東西中國可能很貴，企業家把第一類產品從中國出口到美國，第二類產品從美國進口到中國，就可以帶來中國經濟的增長，當然也提高了美國的經濟增長。這就是過去30多年中國國際貿易增長遠高于GDP增長的原因。
有人說中國用了30多年的時間走了西方200年的道路，說明“中國模式”是全世界最好的。這種說法忽略了一個基本事實：中國過去30多年的成就是建立在西方200多年技術積累的基礎上。正是西方過去幾百年創造的技術、產品、思想、管理方法，為我們這種趕超式的發展、超常規的增長提供了可能。模仿總是比創新容易。別人在前面修路，我們在后面跟著走，我們走得速度快，一點也不奇怪?？匆豢船F實市場，幾乎所有的產品和技術都不是我們自己創造的，從手機、電腦、電視、網絡到汽車、高鐵、隧道挖掘機、各種醫療器械，甚至衣服上的拉鏈，全都是從外國人那里拿來的。西方的發達技術和創新產品，加上中國巨大的市場和極低的勞動力成本，給中外企業家群體提供了大量的套利空間，這正是中國過去30多年高速增長的原因。
但是今天，情況正在發生變化，由于以下原因，各種套利空間都在縮小。一是，在大眾消費品領域，可以模仿、可以引進的幾乎全部引進了，大部分產業處于產能過剩狀態。二是，勞動力成本優勢逐步在喪失，沒有辦法跟東南亞那些國家相比，也沒有辦法跟印度、孟加拉國、巴西比。即使與西方發達國家比，中國的勞動力成本優勢也大大縮小。根據波士頓咨詢公司的研究，2014年中國制造業的成本現在只比美國低5%，加上美國在運輸成本和交易成本方面的優勢，中國的成本優勢幾乎蕩然無存。大量外資企業撤離中國與勞動力成本的上升有很大關系。三是，過去快速發展造成的對環境的欠賬需要彌補。四是，像印度、巴西這樣的新興市場經濟體也在進行改革開放，發達國家又以新的技術革命開始回歸制造業。所有這些都使套利空間變得越來越小。
在套利空間越來越小，市場趨于均衡的情況下，靠套利很難維持增長，也很難賺錢。未來的增長靠什么？只能靠創新。中國經濟增長必須從配置效率驅動轉向創新驅動，中國的企業家必須從套利型企業家轉向創新型企業家。
這意味著中國經濟增長率肯定會大幅下降，因為創新是一個非常緩慢的過程，創新和套利的差別就像修路和走路的區別一樣。從全世界來看，靠創新支持的增長達到2%—3%就非常了不起。中國相對來說還有一些套利空間，國外很多先進技術我們仍然沒有用上，但剩下的套利機會利用起來并不容易。過去主要在消費品市場套利，現在要轉向設備產品市場套利。山寨手機很容易，但是山寨生產手機的模具就相對難，山寨制造模具的設備就更難。我曾參觀過一家很有名的電器企業，它原來生產家電產品，模具要進口，現在可以自己生產模具了，并且出售模具，但生產模具的機器仍然只能從德國和日本進口，中國企業做不了。很多機器設備我們生產不了，是因為我們的原材料過不了關?？傊?，過去那種容易的套利很少了，剩下的套利活動本身需要一些復雜的知識和技術的積累，經濟增加的速度一定會降下來，不可能像原來那么高。
降到多少？有些經濟學家比較樂觀，包括我在北大的同事林毅夫教授，認為中國8%的增長速度還可以持續20年，我覺得他過于樂觀了。我認為未來10年能維持4%—5%的增長率就很好了，即使這樣的速度仍然需要我們付出極大的努力。
從計劃經濟轉向市場經濟，套利型企業家就可以完成，需要的只是一點商業活動的自由。下一步從配置效率驅動的增長轉向創新驅動的增長，更多要靠創新型企業家（圖5）。但習慣于套利的企業家要讓他創新很難。曾經滄海難為水，過慣容易的日子，勒緊褲腰帶就比較難。所以創新的希望在新一代企業家，也就是80后、90后那些沒有套利經歷的人變成新一代企業家。我不太指望套利型企業家搖身一變變成創新型企業家。我不否認原來的企業家有些會轉向創新并取得成功，但是整體而言，創新更多依賴新一代企業家。
創新對制度的要求更高
創新和套利都需要企業家精神，但這兩種活動對制度的敏感度不太一樣，能誘發套利的制度不一定能誘發創新。不要以為能維持過去高增長的體制也可以維持未來的高增長，因為原來的體制是套利性的，不利于創新。不存在什么所謂的“中國模式”。我們必須真正改革我們的現行體制，包括經濟體制和政治—法律體制。
為了理解這一點，我們需要理解創新的基本特點。創新的第一個特點是高度的不確定性，第二個特點是周期特別長。圖 6中，橫坐標代表時間長度，縱坐標代表不確定性，創新位于坐標的左下區，套利在右上區。
創新的高不確定性。創新是充滿一系列不確定的過程，這與科學上的發現非常類似，沒有辦法預測。
人們經常把不確定與風險混淆，其實二者不一樣。1921年，美國經濟學家奈特就對此做了區分。簡單地說，風險有統計規律可循，因為有大樣本；不確定性則沒有統計規律可循，因為它是獨一無二的。一項創新是否能夠成功，事先沒有辦法預料，不僅因為這項創新本身難以預測，而且因為創新的價值依賴于后續的一系列創新是否出現。大數據也不能告訴我們一個創新會不會成功。以計算機為例，1945年IBM生產了第一臺計算機，但當時它并沒有真正的商業價值，所以IBM沒有馬上投入市場。為什么？因為當時計算機需要的是真空管，真空管不僅成本高，而且速度非常低，在經濟上是沒有效率的。直到十幾年之后出現了晶體管，特別是集成電路技術，才使得計算機有了真正的商業價值，計算機因此才成為信息技術的重要推動力量。不確定性意味著事先沒有辦法規劃，很多人在創新，多數人失敗了，有一些人成功了，我們記住了成功的故事，很容易忘記還有很多失敗的故事。
我不是說套利沒有不確定性，而是不確定性比較低。即使政策性套利也有不確定性，根據政策買進的東西，想賣的時候政策變了，這個時候就可能虧本。但總體來講套利的不確定性要比創新低得多。
創新周期特別長。最簡單的就是瓦特發明蒸汽機，他從1764年草擬圖案，五年后申請到專利，真正投入市場是1776年，也就是12年之后，公司開始盈利是1786年。萊特兄弟發明飛機是1903年，飛機第一次投入商業使用是在1936年，中間過了33年。索尼公司的家用錄像機從研發到商業化花了17年，JVC家用錄像機花了21年。施樂復印機，卡爾森研發花了3年，過了6年才找到一個資助人（非營利性公益組織），又過15年，直到1960年3月第一臺商用復印機Xerox 914才投入市場，總共24年。甚至一些看起來低端的創新也需要很長的時間才能完成，比如兒童用的一次性尿布，寶潔公司從1956年投入研發到1966年投入市場用了整整10年。今天一些互聯網公司很快可以拿到錢，但這些是投資者的錢，不是客戶的錢，離真正完成創新還有很長距離。
創新周期為什么這么長？很多人誤以為，創新就是拿到專利。其實看一下歷史，拿到專利只是創新的第一步，甚至可以說萬里長征的第一步。創新和發明很不一樣，拿到專利，就是一項發明，創新是要讓新產品和新技術變得有商業價值。從拿到專利到實現商業價值，要克服一系列障礙，因為要改進功能，提高質量，降低成本，一直到市場可以接受，甚至，還要克服政府監管體制和傳統勢力對創新的阻礙。很多公司并不是死在發明過程中，而是死在拿到發明后實現商業化的過程中。瓦特1769年就拿到了蒸汽機的發明專利，但并沒能阻止他的投資人羅巴克1773年的破產。
創新的高不確定性和長周期意味著創新的利潤曲線很不同于套利的利潤曲線。圖 7橫坐標表示時間，縱坐標表示利潤。套利的利潤一開始很高，但隨著越來越多的競爭者進入，競爭越來越激烈，賺錢就越來越少，最后市場趨于均衡，就無錢可賺了。創新一開始虧錢，只有到一定時間才收支平衡，然后賺錢越來越多，但到一定點模仿者就會跟進，利潤開始下降，最后趨于0。這還是指成功的創新，至于失敗的創新活動，投資是永遠收不回來的。我必須強調一下，一開始就賺錢的生意不可能是創新，只有一開始虧損的生意才有可能是創新。這也是我們從經驗上得到的判斷。今天很多互聯網公司做了十來年了，拿了幾十億投資，仍然不賺錢。
上述兩個特點決定了創新需要一種制度，這種制度能夠使企業家和投資者有長期穩定的預期。套利時間比較短，甚至三天五天就完成，在金融市場套利幾秒鐘就可以完成，創新則需要數年，三五年都不夠，甚至十年、八年、二十年。一開始就賺錢的事容易吸引人，一開始就虧損的事比較難吸引人。套利是短期生意，創新是長期生意。因此，適合套利的制度不一定適合創新。創新的特征意味著，創新不僅投資巨大，而且回報周期很長，是一項高度冒險的事業。只有企業家和投資家具有很長遠的眼光，對未來有穩定預期的時候，他們才會有積極性從事創新活動。這意味著，創新對自由、產權保護和法治的敏感度遠大于套利對自由、產權保護和法治的敏感度。如果沒有一個良好的法治環境，如果私有財產（包括知識產權）不能得到有效保護，企業家不大可能有積極性創新。中國目前的體制整體上講適合套利，不大適合創新。這是下一步政治體制改革要解決的問題。
有研究證明，法律對知識產權的有效保護不僅決定了創新的速度，而且決定著創新的方向。如果一個國家對知識產權的保護很弱，即使有創新，創新也會主要集中在有替代性保護方案的領域，比如，靠商業秘密可以保護知識產權的領域。
創新對金融自由的依賴性很強。起初是虧損的事情，誰來埋單？消費者不會埋單，只有投資者埋單。美國之所以能在創新方面獨占鰲頭，與它有相對自由的金融體制有關。正是大量風險投資基金(VC)和股權投資基金(PE)為創新提供了資金支持。中國是全世界儲蓄率最高的國家，也是儲蓄額最大的國家，但像百度、騰訊、阿里巴巴、新浪等這些有名的互聯網公司，全都是靠外國資本投資起家的，說明中國的金融體制存在很大問題，嚴重不利于企業家創新。
清除創新的法律和政策障礙
為了創造一個有利于企業家創新的制度環境，除了產權保護和法治，還有必要清除一些具體的法律和政策給創新設置的障礙，如果這些障礙不清除，中國企業家創新的潛力不可能發揮出來。下面，我集中談一下政府監管、反壟斷法、產業政策、國有企業和宏觀經濟政策方面的問題。
政府監管
從古到今，政府監管一直是阻礙人類創新的重要因素。產業革命早期，英國議會通過的法律曾明文禁止生產印花棉布，阿克賴特不得不走上法庭為自己生產印花布辯護；路易十四時期，法國政府曾禁止生產和進口棉布，有16000名企業家因違反此法被判死刑。
政府監管通常以保護消費者利益、維護市場秩序的名義出現，但實際上是為了保護既得利益者，不是消費者。這是因為，創新作為創造性的破壞，意味著用新產品代替老產品，新產業代替老產業，新企業代替老企業，一定會動既得利益者——現有企業、現有行業的奶酪。這些行業、企業就會呼吁政府出來保護它們的私利，美其名曰是為了保護消費者。
比如說20世紀80年代，郵電部明確禁止居民個人和企事業單位私自安裝傳真機，如果發現將被處以高額罰款，目的是保護電信部門傳統通話業務的利益。廣電部禁止居民個人安裝和使用地面衛星接收設施和網絡電視，為的是保護傳統電視臺的利益。2015年10月交通部曾推出一個出租車改革征求意見稿，盡管最后沒有真正實施，但反映的問題非常嚴重，就是網絡約租車遇到了既得利益者——傳統出租車行業的抵制。
監管部門打著保護消費者利益的借口，但這個借口是不成立的，因為它忽略了市場的聲譽機制。它假定市場上每個人都在試圖騙人，其實企業家明白，商業上的成功要靠好的聲譽。比如監管部門規定網約車司機要符合一系列的資質條件，但我們可以設想一下，假如我投10億、20億辦了一個網絡打車平臺，我會不會對司機和車輛的資質不做要求，不管車輛是否合格，駕駛人有沒有駕照，有沒有犯罪記錄？如果我是傻瓜，我當然可能會了。但如果我稍微聰明一點的話，那我一定會制定非常嚴格的標準，審查每個申請人的資質。如果網約車平臺公司不把好車輛和駕駛員資質這一關，壞了自己的名聲，那這幾十億的投資全泡湯了。這些投資者當然不是傻瓜，他們很明白，只有讓客戶放心，保證客戶的人身和財產安全，自己才能賺到錢。事實上，在沒有政府監管的情況下，網約車平臺公司都有一些嚴格的規定，這個行業的發展基本上是健康的。
政府的很多監管完全是多余的，就是因為忽略了市場的聲譽機制。保護消費者利益的最好手段是強化競爭，而不是限制競爭。正是由于網約車的出現，才給消費者提供了更多的選擇機會，減少了等待時間，提高了服務質量，我們坐車也更放心。技術上的進步已經使得網約車的安全比傳統的出租車高出好幾個量級，這已有統計證明。
反壟斷法
《反壟斷法》其實應該叫《反競爭法》，因為反壟斷法所反的那些行為正是市場中企業的競爭手段，尤其是通過創新來競爭的措施。為什么會出現這種錯位？主流經濟學家有責任！傳統經濟學把壟斷和競爭的定義完全搞錯了。經濟學教科書中講的最理想的競爭是 “完全競爭”！所謂的完全競爭，就是眾多廠家以相同的技術、相同的成本生產完全相同的產品，收取相同的價格。正如哈耶克指出的，這實際上是沒有競爭。這樣的完全競爭和創新是不相容的，只要有創新，競爭一定是“不完全的”，一定會導致所謂的“壟斷”，因為創新就是做與別人不一樣的事情。
市場份額其實是對創新成敗的最好檢驗，越成功的創新，吸引的客戶越多。但按照傳統經濟學的定義，客戶多了、市場份額大了，就限制了競爭。所以不難理解，歷史上受反壟斷法折磨最多的企業基本上都是創新能力最強的企業。所以有人說，如果你要了解美國歷史上最具創新能力的公司，哪兒也別去，就到美國商務部查一下100年來受過反壟斷起訴的公司名單就可以了。從早期的標準石油、美國鋁業公司，到IBM、微軟等最優秀的高科技信息公司，都受到過反壟斷起訴?！斗磯艛喾ā方洺Ｗ兂刹粍撔缕髽I去折磨創新企業的武器，競爭不過別人就起訴他，政府一調查拖他幾年，反壟斷變成了保護落后而不是支持創新的法律。
經濟學家習慣于用一個行業的廠商數量或市場集中度判斷壟斷程度。但從歷史上看，一個市場的競爭程度，與市場上有多個企業關系不大。中國人幾乎都在用微信，騰訊獨此一家，但是它仍然得不斷創新，因為總有人虎視眈眈。可以設想，如果馬化騰高枕無憂，認為自己享有壟斷地位，可以剝削消費者了，我想用不了一兩年他的公司就會徹底完蛋。沒有哪個企業能壟斷一個市場，除非政府強加保護措施。如果政府有保護措施，有多個企業也不是充分競爭。中國的出版業有600多家企業，能說是一個自由市場嗎？
滴滴打車和優步中國合并后，商務部根據《反壟斷法》要對此項合并進行反壟斷調查?？梢栽O想一下，如果優步中國倒閉，宣布破產關門，而不是賣給滴滴，商務部要不要調查？估計不會。但其實效果是一樣的，它之所以賣給滴滴，就是在這種情況下競爭不過滴滴，認為繼續經營不劃算，要退出市場。
擔心滴滴壟斷是杞人憂天！公交車和傳統出租車都是它的競爭者，何況還有其他的網約車公司，如神州專車、易道用車等，都在和它競爭。其實我們每個人都是它的競爭者，因為我們可以不坐它的車，自己開車。只要進入是自由的，哪怕有一家企業也不叫壟斷。反之，如果進入不自由，比如政府規定以后不能再有新的網約車公司，哪怕有十家依然是壟斷。
壟斷當然要反，但真正要反的是政府用法律和政策施加的法定壟斷和行政壟斷，而不是市場競爭中形成的優勢地位。如果政府用強力為某個行業、某個企業保護市場，不允許其他企業進入，這就是法定壟斷，這樣的壟斷影響創新，所以必須反。但我們現在恰恰相反，這樣的壟斷我們不去反，反倒要反真正的市場競爭行為。反對市場競爭中形成的優勢地位，其實就是反創新，因為所有創新，按流行的經濟學定義，都會形成壟斷，而且越大的創新，越有商業價值的創新，壟斷程度越高。如果你做了一個小的創新，也起不了大作用，但顛覆性的創新，就會形成所謂的壟斷。
我不由地想引用一下當年瓦特對壟斷指控的回應。瓦特發明蒸汽機之后，博爾頓和瓦特的公司是獨此一家的生產者，占百分之百的市場份額。瓦特和博爾頓對蒸汽機的收費并不高，只收成本價，再加上由于使用蒸汽機節約的燃料費的三分之一，看起來是很合理的。但是，這也引起很多使用者的不滿，他們發起了一個運動，請求英國議會取消瓦特的蒸汽機專利。瓦特本人怎么回應這個事？他說：他們控訴我們設立了一種壟斷，但是，即使是一個壟斷，這畢竟使他們的礦山比原來生產出了更多的產量。他們說因使用機器必須支付使用費對他們來說并不方便，但是如果我把我褲腰上的小錢袋紐扣扣好，對那些想偷我錢包的人來說也很不方便。我們沒有任何權利強迫別人使用我們的機器，如果這些家伙向議會控訴，他完全可以不使用。瓦特是個發明家，談不上是一個企業家，但是他對這個所謂的壟斷指控的回應，是很有說服力的。
產業政策
我曾經講過，由于人類認知的局限和激勵機制的扭曲，產業政策注定會失敗。凡是國家產業政策鼓勵的行業，不搞砸是不會罷手的。這里講一下產業政策如何扭曲企業家精神、阻礙創新。
首先，產業政策一定會導致尋租行為。有產業政策就有市場準入、信貸、稅收、土地等方面的區別對待，誰能得到支持，誰不能得到支持，完全由政府官員說了算，這就帶來壟斷租金，實際上也是政策性的套利機會。最擅長尋租的人就會與政府搞關系，拿到優惠的人通常是尋租高手，而不是創新能手。
其次，產業政策使套利比創新更有利可圖。創新是實實在在真金白銀的投入，要熬很長的時間，套利則容易得多。比如說政府補貼新能源汽車，想辦法弄到牌照就可以拿到補貼，有些企業不生產汽車仍然得到每輛車20萬的補貼。有這么好的套利機會，為什么要創新呢？
再次，產業政策會誤導企業家的投資選擇。本來在市場中，企業家投資什么，或者創新于哪方面，要看市場前景，產品是不是有利可圖。而有了產業政策的誘惑，企業家投資什么不是看其市場前景，而是看是否容易得到政府的資助和支持。這就像大學教授申請研究課題經費一樣，不是看什么題目最有意義，而是看什么題目好拿錢。我曾經遇到一個教授在申請研究課題，我會問他，你對這個課題感興趣嗎？他說興趣不是很大。我又問，你覺得這個課題的意義大嗎？他說不大。那你為什么做這樣的課題？他說因為這樣的課題最容易申請到政府的錢。所以，大量國家科研經費，支持的不是有價值的研究，而是誘惑大家申請經費。
最后，產業政策導致嚴重的不公平競爭。得到政府支持的企業處于優勢地位，而得不到政府支持的企業處于劣勢，即使后者的產品更有市場前景。前一類企業由于政府補貼可以賣得很便宜，更優秀的企業、更具創新的企業反而競爭不過不具創新力而只會尋租和政府搞關系的企業。
任何扭曲企業家精神的政策，一定會阻礙創新。如果我們不廢除產業政策，我們就不可能真正變成創新型國家。企業家如果跟著政府的產業政策走，不可能有真正的創新。為了創新，中國企業家需要的是自由和公平競爭的法治環境，而不是產業政策的扶植。所以我主張廢除任何形式的產業政策。政府不應該給任何產業、任何企業吃偏飯。
國有企業
國有企業，由于激勵機制的扭曲和管理體制的約束，一定是短期行為，不可能有積極性創新。創新是先虧損，熬過很長時間才可能盈利，國有企業領導人不可能有這樣的耐心。如果仔細了解一下，國有企業領導人幾乎不考慮三年以后的事情。十年樹木一年種草，國有企業連栽樹的積極性都沒有，只有種草的積極性。
更嚴重的是，國有企業的存在嚴重阻礙著民營企業的創新。這有六個原因：
◉一是為了維持國有企業的壟斷地位就要對市場施加準入限制，導致民營企業不能進入一些最需要創新的領域，壓縮了民營企業的創新空間。比如說中國的頁巖氣出不來，因為石油天然氣是國有企業壟斷的。美國的頁巖氣不是大企業做的，而是名不見經傳的中小企業做的。
◉二是國有企業擠占了民營企業創新需要的資源，特別是信貸資本。時至今日，大部分的銀行貸款仍然是流向國有企業，民營企業融資很難，而且融資成本很高。
◉三是國有企業的低效率給民營企業提供了套利空間。20世紀80年代為什么鄉鎮企業那么賺錢？就是因為國有企業很多，鄉鎮企業即使效率不是很高，總比國有企業高，仍然有競爭力。如果一個地方存在大量的國有企業，民營企業套利很容易，就不會有動力創新了。
◉四是當國有企業作為客戶存在的時候，民營企業作為供應商，產品是否賣得出去與其創新能力、產品質量關系不是很大，這些民營企業更可能靠找關系賣東西而不是靠產品質量和價格的優勢來賣東西，這本身就使得民營企業創新的積極性降低。
◉五是當國有企業作為上游供應商時，像電信行業、公用事業部門，它們的法定壟斷地位會阻礙下游企業的創新能力。盡管我們的互聯網發展很快，但研究一下互聯網發展的歷史，最早的瀛海威為什么垮了？一個重要原因是電信資費太高，使得瀛海威沒有辦法活下去。
◉六是國有企業的存在降低了整體經濟的自由競爭程度，也導致民營企業創新的動力不足。
總之，國有企業不僅自己沒有積極性創新，而且阻礙著民營企業的創新。
宏觀經濟政策
宏觀經濟貨幣政策也會阻礙企業家創新。
根據米塞斯—哈耶克商業周期理論，信貸擴張誤導企業家投資決策，導致經濟危機。低利率和信貸擴張會人為地夸大市場的不均衡程度，增加虛假的套利機會，使企業家過度投資于套利活動，引起股票市場和房地產市場的泡沫，最后是投資資金無法收回，經濟危機爆發。政府用刺激政策化解危機，又增加了新的套利機會，會弱化企業家創新的動力。根據熊彼特的商業周期理論：經濟的發展一定是新產品、新技術、新企業淘汰老產品、老技術、老企業的過程，創新周期決定了商業周期。用貨幣政策刺激總需求，一定會延緩和阻礙這個淘汰過程，從而有害于創新和經濟的長期增長。
有研究顯示，許多創新活動在衰退的低谷開始。原因是，當市場已經飽和的時候，企業無法從舊有和已經成熟的產品中獲利，便只能求助于通過創新降低生產成本或推出新產品。當企業因為產品銷售不好出現困難的時候，如果政府用信貸政策救企業，就會使得套利比創新更有利可圖，從而阻礙創新。比如說2009年宏觀刺激政策鼓勵“家電下鄉”，政府花很多錢補貼銷往農村的家電產品，讓本來應該淘汰的產品又有了市場。現在產品很好賣的時候，企業為什么要創新呢？
以上這五個方面，無論政府管制、反壟斷法，還是產業政策、國有企業、宏觀經濟政策，都是阻礙我們國家創新的一些重要的體制和政策，必須引起我們的重視。
本文的基本結論是：經濟增長方式的轉型有待于創新型企業家的出現；創新型企業家能否出現，依賴于自由、法治和私有產權的有效保護。這意味著中國必須在經濟體制、政治體制和法律制度等多方面深化改革，清除創新的體制和政策障礙。舍此，中國的后發優勢將被楊小凱先生所講的后發劣勢所取代，中國將不可避免地跌入“中等收入陷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