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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識產權“二審合一”審判模式實施的現實背景

（一）民事案件和行政案件構成我國知識產權案件總量的主體部分
知識產權的本質是民事權利，民事侵權案件在知識產權案件中占較大比重，因此化解民事糾紛是知識產權審判體制改革的首要任務。以２０１５年為例，全國地方人民法院共新收和審結各類知識產權案件１２３４９３件和１１９５１１件，其中新收民事一審案件１０９３８６件，占到全國案件數量的八成以上。①當前，我國知識產權司法審判工作面臨的突出問題，諸如缺乏自主判斷能力、裁判標準不統一等問題，多集中于知識產權民事訴訟。因此，將民事案件劃歸知識產權法院管轄范圍毫無爭議，否則司法體制改革的目標難以實現。
就知識產權行政案件而言，數量較之于民事案件相對較少。同樣以２０１５年為例，全國地方人民法院共新收知識產權行政一審案件３１３２件，與民事案件數量相差３５倍。當前，知識產權行政案件包括針對縣級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所做出的涉及著作權、商標、不正當競爭等行政行為提起訴訟的行政案件以及針對國務院知識產權行政部門所做出的涉及專利、商標確權行為提起訴訟的行政案件，在實踐中，后者反映出來的問題較多，如維權程序層級過多、確權效率較低等，是司法體制改革的重點。依據現行知識產權體制，除著作權采取自動取得方式產生以外，專利權和商標權皆需通過法定程序進行確權，否則無法獲得法律救濟。依據現行規定，確權申請人一旦收到國務院知識產權行政部門做出的駁回確權申請通知書，可以通過行政救濟和司法救濟兩種途徑予以維權，確權時間過長、維權成本過高一直為司法實踐所詬病。如果出現確權訴訟，根據屬地原則，此類行政案件②全部歸集于北京法院（現為北京知識產權法院專屬管轄），這是北京知識產權審判實踐的突出特點。根據２０１５年９月９日最高人民法院發布的知識產權法院工作情況報告，自２０１４年１１月６日建院至２０１５年８月２０日，北京知識產權法院共受理各類案件６５９５件，其中商標及專利行政案件占總收案數的７５．３％，其中又以商標行政案件為主，占行政案件總數的８３％以上。因此，既然北京是知識產權法院的首選之地，結合北京法院知識產權審判實踐，行政案件納入知識產權法院管轄范圍實屬意料之中。
（二）“二審合一”審判模式符合現階段我國審判組織機構設置方式
改革開放之初，我國并未設立專門的知識產權審判機構，涉及著作權糾紛由民事審判庭管轄，涉及專利權糾紛、商標權糾紛、技術合同糾紛由經濟審判庭審理。①１９９３年，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②開展知識產權專業化審判體制改革，在全國率先設立知識產權審判庭，專門審理知識產權案件。后來，最高人民法院為了加強對全國法院審理知識產權案件的指導和監督，于１９９５年成立了知識產權辦公室，設在經濟審判庭內。１９９６年１１月，經全國人大常委會討論通過，最高人民法院正式成立知識產權審判庭。２０００年，最高人民法院提出構建大民事審判格局，重新對內設機構進行規劃，原知識產權庭更名為“民事審判第三庭”（簡稱“民三庭”），其他已經成立知識產權庭的各地各級法院相繼將知識產權案件重新劃歸民事審判庭。迄今為止，在全國尚未開展知識產權“三審合一”審判體制改革的地方法院，知識產權案件仍然屬于民事審判庭受案范圍。由此可以看出，在審判組織機構設置上，長久以來，知識產權庭一直以“民事第三庭”形式存在，剛剛成立的知識產權法院管轄民事案件具備一定的現實基礎，有利于審判組織之間的平穩過渡，司法體制改革得以順利進行。
就知識產權行政案件而言，雖然根據行政訴訟規則，此類案件的一審管轄權由基層法院行使，且數量較少，但是由于當前我國司法實踐中絕大多數的知識產權行政案件都屬于確權糾紛，原本就屬于北京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的受案范圍，因此將行政案件劃歸北京知識產權法院管轄本身不存在任何障礙。
綜上所述，知識產權民事和行政案件構成了原有訴訟體制的主體部分，確權類行政案件又是北京法院的主要受案類型，結合現行審判組織機構設置，剛剛起步的知識產權法院將民事和行政案件納入管轄范圍，是順應我國知識產權司法實踐的必然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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