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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識產權侵權訴訟中適用證明責任的一般規則

鑒于司法的目的和宗旨，法官應當按照現有法律的規定（在法無明確規定時依照法律原則和立法精神），參考主流理論學說，在具體案件中積極探尋準確的法律適用，以實現最優的司法效果，平衡和保護當事人的合法權益。按照證明責任的立法目的和價值追求，根據我國法律和司法解釋的現行規定，基于知識產權侵權的特殊性，在知識產權侵權訴訟中應當遵循以下規則：
(一)以“誰主張、誰舉證”為原則
作為成文法國家的法官，在審判過程中，對于法律存在明確規定的事項必須嚴格遵照適用。我國通說采用大陸法系的“法律要件分類說”作為證明責任分配的主要理論依據，《民事訴訟法》第六十四條和《民事證據規定》第二條都體現了該原則。
知識產權法從屬于民法，知識產權侵權訴訟屬于民事訴訟的一種。因此，在知識產權侵權訴訟中，理應將法律要件分類說作為分配證明責任的一般原則。根據該學說，在知識產權侵權訴訟中，如果法律沒有明確的特別規定，法官一般應根據侵權行為和侵權責任的法律要件構成來分配證明責任（包括行為責任和結果責任），不得隨意分配證明責任。
(二)嚴格依法適用證明責任倒置
《中華人民共和國專利法》（以下簡稱《專利法》）第六十一條規定：“專利侵權糾紛涉及新產品制造方法的發明專利的，制造同樣產品的單位或者個人應當提供其產品制造方法不同于專利方法的證明。”《民事證據規定》第四條第一款第（一）項也規定：“因新產品制造方法發明專利引起的專利侵權訴訟，由制造同樣產品的單位或者個人對其產品制造方法不同于專利方法承擔舉證責任。”《中華人民共和國商標法》（以下簡稱《商標法》）第六十四條第二款規定：“銷售不知道是侵犯注冊商標專用權的商品，能證明該商品是自己合法取得并說明提供者的，不承擔賠償責任。”《中華人民共和國著作權法》（以下簡稱《著作權法》）第五十三條規定：“復制品的出版者、制作者不能證明其出版、制作行為有合法授權的，復制品的發行者或者電影作品或者以類似攝制電影的方法創作的作品、計算機軟件、錄音錄像制品的復制品的出租者不能證明其發行、出租的復制品有合法來源的，應當承擔法律責任。”在上述幾類案件訴訟過程中，由法律規定的被控侵權人承擔證明責任。除此以外，不得隨意適用證明責任倒置規則，增加另一方當事人的證明責任。
(三)適時采用推定法則
由于知識產權侵權案件本身的特性，與侵權事實有關的侵權方式、侵權手段、銷售金額、盈利狀況等證據往往都掌握在侵權人手中。根據常理，此類證據往往對侵權人不利，因此侵權人不會主動向法院提供。根據《民事證據規定》第七十五條關于推定的規定，在權利人主張相關證據對被控侵權人不利，經法官釋明后侵權人仍不提供的，可以推定權利人的主張成立。在審判實踐中，與其他類型案件相比，知識產權侵權案件將有更多機會適用推定。
(四)法官適用衡平原則酌情分配證明責任
《民事證據規定》第七條確立的“衡平原則”賦予了法官分配證明責任的自由裁量權，在法律無明文規定的情況下，法官可根據公平原則分配當事人的證明責任。根據該條規定，法官在分配證明責任時應當綜合考慮的因素主要有：當事人的訴訟機會是否平等、舉證能力是否存在差異、誠實信用原則在民事訴訟中對當事人的約束、社會一般公平正義理念的要求以及公平原則在案件中的實現等。
對于知識產權侵權案件而言，由于案情的特殊性和復雜性，更需要法官在處理案件時，根據案件的具體情況和公平原則分配證明責任。但是，為了防止法官隨意分配證明責任而產生的巨大風險，適用衡平原則時應當注意以下事項：
1.適用的前提必須是法律和司法解釋對證明責任的分配沒有明文規定。在相關法律已有明確規定的情況下，法官必須嚴格按照法律規定分配證明責任，不得違法隨意分配。
2.在分配證明責任時需考慮當事人與證據的距離和舉證的難易程度。擁有或容易獲得證據的當事人，應就該事實存在與否承擔證明責任，而遠離證據的一方則不應承擔證明責任。
3.在分配證明責任時需考慮蓋然性的高低。法官在個案中對證明責任進行分配時，應當將證明責任分配給主張的待證事實蓋然性較低的一方當事人。
4.在分配證明責任時需考慮對弱勢方的保護。法官在審理具體案件分配證明責任時，應按照公平原則對弱勢一方作適當傾斜和照顧。
(五)法院適當積極調查取證———對證明責任分配的補充
知識產權客體具有無形性和可復制性的特點，該特性決定了當事人收集證據的難度遠遠高于一般民事案件。知識產權內容的專業性和技術性，導致了證據收集的要求較高。知識產權法律狀態的不穩定性，決定了證據收集要有特殊的程序保障。行政執法機關對知識產權糾紛的查處情況，在司法實踐中是證據收集的重要來源，但此類證據當事人一般難以取得。以上種種特性導致了在知識產權侵權訴訟中，法院需要更多地依當事人申請或依職權調查取證。
1.依當事人申請調查取證
為保護當事人的合法權益，法官應當行使釋明權，告知當事人有申請法院調查取證的權利。同時，由于很多知識產權侵權行為在進行訴訟前，行政執法機關已經作出了行政處理，而行政機關認定的情況和處理意見對于相關案件的審理往往有重要影響。因此，在當事人申請法院去行政機關調取證據時，法院應當采取積極的態度，一般應當同意。
2.依職權調查取證
在知識產權侵權訴訟中，由于知識產權糾紛技術含量高、侵權行為隱蔽性強，同時很多證據存于有關國家機關或行業協會、社會團體等，需要法院調查取證的事項往往較多。由于我國民事訴訟已經轉變為當事人主義，法院和法官應當保持相對的中立，法院過多依職權主動調查取證，容易給當事人造成偏幫一方的印象。因此，法院通過行使釋明權告知當事人有申請法院調查取證的權利，然后依申請調查取證為宜。但在當事人沒有提出申請的情況下，為查明案件事實的需要，法院在必要時仍應依職權主動調查取證。
(六)適時調整證明標準
我國實行的是“高度蓋然性”的證明標準，但對于證據所應使法官達到內心確信的具體程度，即“高度蓋然”的具體含義則無明確規定。形象地說，60％ - 90％的可能性都可以稱為高度蓋然，這就需要法官根據案件的具體情況，靈活地確定證明責任。
與上文的分析相同，由于知識產權客體的無形性及侵權行為的隱蔽性等特點，在知識產權侵權訴訟中，權利人的舉證比較困難。在很多案件中，即使權利人積極舉證并申請法院調查取證，但由于案件自身的特性，相關證據的證明力往往不能達到較高的程度。在此情況下，根據公平原則，法官可以適當降低證明標準，以實現保護權利人合法權益的目的。而對于權利人提出的維權合理費用開支等主張，由于該項費用的認定直接影響最終判決確定的賠償數額，而且相對而言更容易提供證據證明，因此可以適度提高證明標準，要求權利人提供充分的證據予以證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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