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美國法院是否處理過涉外定牌加工商標侵權糾紛的案件？涉外定牌加工與商標法的域外適用究竟有何關系呢？ 但是，在分析了上述美國判例后，有學者提出了這樣的看法： 在判斷定牌加工的商品在國外是否侵權，應該適用國外的商標法，這也是國際私法中禮讓原則的體現。首先需考慮原告在產品目的國是否具有商標權，如該標識的商標權在目的國是由被告享有的，那么在目的國不可能存在商標侵權行為，在我國的定牌加工行為不應受到本國商標法規制。 其言下之意是，即便涉外定牌加工商標侵權糾紛可以依據本國法判定被告的行為構成侵犯原告在本國享有的商標權，但是，如果原告在進口國不享有商標權，而被告享有商標權，那么應該依據禮讓原則適用該外國法而不是適用本國法，最終就不應該判被告的行為侵權。換句話說，在涉外定牌加工商標侵權糾紛中，被告在國外享有的注冊商標權可以用來對抗原告在本國享有的商標權。筆者認為，該學者的這個論斷其實并不符合美國法院判例的本意，如前所述，在ARI訴Riceland案中，美國法院并沒有因為被告在美國境外(沙特)使用涉案標識不違法而排斥美國法的適用，就算被告的委托人在美國境外享有注冊商標權，美國法院也不見得會 “禮讓”外國法而判決被告不構成侵權。 不過，這樣的觀點，在我國部分法院有關涉外定牌加工商標侵權案的判決中卻已經有所體現。在上海申達音響電子有限公司與玖麗得電子(上海)有限公司侵犯商標專用權糾紛一案中，上海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在判斷被告玖麗得公司在本案中所實施的行為是否構成商標侵權時就考慮了以下因素：玖麗得公司使用的商標是美國朱利達電子有限公司按照美國法律取得的在美國境內享有注冊商標專用權的商標，且其首次使用上述商標的時間早于原告申達公司成立時間及其商標在中國注冊的時間。在無錫艾弗國際貿易有限公司訴鱷魚恤有限公司確認不侵犯注冊商標專用權糾紛案中，上海市浦東新區人民法院在分析原告的定牌加工出口行為是否侵犯了被告的注冊商標專用權時，也結合了以下事實來進行綜合判斷：新加坡鱷魚公司在韓國享有“Crocodile及圖”等注冊商標專用權，該公司出具的《授權書》對韓國亨籍公司通過韓國艾弗公司向原告定牌加工的行為進行了確認，因此，原告使用涉案商標具有合法授權。而有的法院的判決在對國外商標的“尊重”上更進了一步，連國外的未注冊商標也得以成為對抗在中國的注冊商標權的依據。在香港雨果博斯有限公司(Hugo Boss Hong Kong Limited)與武夷山市喜樂制衣有限公司商標侵權糾紛案中，福建省高級人民法院認為：被上訴人喜樂制衣公司受意大利New Boss Sas Di Longo Salvatore服裝進出口公司的委托，在國內為其定牌加工標有“New Boss Collection”商標的西服，而該公司已向其公司所在國意大利專利商標局申請注冊訟爭的“New Boss Collection”商標，該商標至今雖未獲注冊，但也未被駁回申請。因各國均無法限制未注冊商標在本國的在先使用權，故該公司在意大利有權使用訟爭的“New Boss Collection”未注冊商標。在上述案件中，中國境內的加工商均是受國外商標權人的委托在中國境內生產制造涉案商品，雖然被告在國外依法享有注冊商標權或者說在國外享有使用涉案商標的權利，并不是這些法院認定國內加工商的行為不構成商標侵權的唯一因素，但起碼也是一個重要的考量因素。可以說，在這些判決中，我國法院雖然并不是從國際禮讓的角度來分析問題，但已經體現了對外國商標權的尊重，在一定程度上已經適用了外國商標法來權衡國內加工商的行為是否構成侵權。 但是，我國人民法院長期以來是堅持商標權地域性原則和涉外知識產權侵權糾紛不適用外國法的規則的。陳景川法官2005年在《人民司法》中撰文指出：由于知識產權法及知識產權的地域性特點, 在知識產權侵權和權屬領域, 并不存在法律沖突。對知識產權國際保護有較大影響的以保護工業產權的巴黎公約、伯爾尼保護文學和藝術作品公約等多邊條約為基干所建立起來的國際保護制度, 所確認的是以內國法保護外國人知識產權的方法。因此, 在涉外知識產權侵權、權屬案件以及不正當競爭案件中, 通常應以被請求保護國的國內法保護外國人的知識產權。在2005年11月召開的全國法院知識產權審判工作座談會上，蔣志培法官在會議總結發言中談道：知識產權涉外民事侵權案件一般不存在適用外國法律的問題，必須直接依據國內法裁判案件，這是知識產權法律地域性最基本的要求。我國不少法院在涉外定牌加工商標侵權糾紛案件的審理中，也堅持了這樣的理念。在美國耐克國際有限公司訴浙江省畜產進出口公司、浙江省嘉興市銀興制衣廠和西班牙CIDESPORT公司商標權侵權糾紛一案中，深圳市中級人民法院認為：雖然西班牙CIDESPORT公司在西班牙對NIKE商標擁有合法的專有使用權，但是商標權作為知識產權具有地域的特性，在中國法院擁有司法權的范圍內，原告取得NIKE商標的專有使用權，被告在未經原告許可的情況下，就不得以任何方式侵害原告的注冊商標專用權。在寧波保稅區瑞寶國際貿易有限公司訴慈溪市永勝軸承有限公司商標侵權糾紛案中，浙江省高級人民法院認為，雖然永勝公司系接受美國公司的委托在生產的軸承上使用在美國注冊的“RBI”商標，但由于美國公司對“RBI”商標在中國境內并不享有注冊商標專用權，永勝公司在軸承上使用“RBI”商標的行為已經侵犯了瑞寶公司對“RBI”商標享有的專用權。在廣東佛山市泓信貿易有限公司訴廣州海關行政處罰糾紛案中，原告的產品是受阿聯酋“HENKEL”商標的合法持有人委托生產的，但是，廣州市中級人民法院認為，商標專用權具有地域性，第三人(廣東省深圳市恩同實業有限公司)是“HENKEL”商標在中國的合法權利人，原告以其取得境外同類商品同一商標持有人的委托，生產、出口“HENKEL” 標識的機動車用鹵鎢燈的行為不構成商標侵權的辯解理由不能成立。在萊斯防盜產品國際有限公司訴浦江亞環鎖業有限公司商標侵權糾紛一案中，被告亞環公司受墨西哥儲伯公司委托在中國生產帶有“PRETUL”商標的掛鎖，寧波市中級人民法院一審判決認為：地域性是知識產權的基本特征之一，其基本含義是依據不同國家產生的知識產權是相互獨立的，沒有域外效力。在商標權領域，則體現為商標權人依據各國法律規定，分別取得獨立的商標權，同一商標在各國取得商標權的效力僅在各國法律所及的范圍內得到承認，即商標權沒有域外效力。儲伯公司雖在墨西哥就第6類商品上取得了“PRETUL”商標權，但因該商標未在我國注冊，其在墨西哥取得的該商標權不受我國法律保護。而萊斯公司現依法在我國受讓取得了“PRETUL及橢圓圖形”注冊商標，應受我國法律保護。 筆者支持上述觀點和判決理由。筆者以為，知識產權的地域性原則是各國知識產權保護的基石，為世界各國所遵循，不可輕易動搖。從知識產權制度的發展歷史來看，地域性原則是一個主權國家的知識產權法保護本國權利人權益或者說維護本國利益的重要手段，知識產權保護國際公約所確立的最低保護標準、國民待遇原則和最惠國待遇原則等都絲毫沒有動搖知識產權的地域性，即便在發達國家大力推動知識產權制度全球化和一體化的今天，也沒有一個國家會出于“國際禮讓”的考慮來尊重或保護依據他國法律產生的知識產權，全球一體化的“世界專利權”或“國際商標權”仍然是一個遙遙無期的空想，對于我國這樣一個發展中大國而言，更不應該跟隨此風而輕言“禮讓”。如果說真的有什么知識產權司法政策的話，“地域性原則”就是我國各級法院在審理知識產權涉外侵權糾紛案件時最應該堅持的基本政策。當然，如果在我國境內產生的注冊商標權確實是違背了誠實信用原則而“惡意搶注”了國外商標，這理該可以依據《商標法》去撤銷或無效該注冊商標。但是，如果國外的商標權人一開始無視中國市場的存在，不積極在中國注冊其商標或者自己懈怠維權，或者也沒有什么合法理由來撤銷或者無效在中國已經注冊的商標，我國法院就應該理直氣壯地維護中國商標權人的權益，根本沒有必要害怕背上“支持惡意搶注”或者“保護不誠信行為”的惡名而諱疾忌醫，因為這就是知識產權地域性的必然結果。否則，如果有人在國外成功注冊了中國企業的商標(比如：HUAWEI或HAIER，以及已經發生的“東風”案——下文將繼續分析此案)，然后以貼牌加工的方式在中國境內生產相關產品出口到該國，中國法院是“禮讓”一下而放其一馬，還是依據中國商標法禁止這種涉外定牌加工出口行為呢？筆者認為，應該讓道德的歸道德，讓法律的歸法律，法官不能為了含混的道德觀念而背棄了清晰的法律規則。只要各國恪守知識產權地域性的基本規則，只認可本國知識產權而否認外國知識產權在本國境內的效力，不同國家的知識產權效力的沖突就無從產生，對于涉外定牌加工商標侵權糾紛而言，也不至于因為要“禮讓”外國商標權而 “忽略”國內商標權。因此，上述“在目的國不存在商標侵權行為，在我國的定牌加工行為不應受到本國商標法規制”的觀點，筆者難以茍同。與此觀點相適應，在已有的涉外定牌加工商標侵權糾紛案中，被告以其使用的商標是委托方在國外合法注冊的商標為由來提出抗辯時，我國部分法院雖然沒有明說因此而不判定被告侵權，但卻毫無疑問成為法官判定被告行為不構成侵權的重要因素之一或有力心理支撐，從而放棄了知識產權保護的地域性原則，也放棄了對我國注冊商標權人利益的保護。“這些法院的判決以維護中國境內加工企業利益為由，判定定牌加工行為不構成侵權，這與其說是在保護廣大中國加工企業的利益，不如說是在保護少數外國委托加工者的利益，卻犧牲了中國商標權人的利益和商標地域保護的基本原則。這是得不償失的?！笨傊?，只要堅持商標權地域性原則，我國法院在審理涉外定牌加工商標侵權糾紛案件中既沒有必要尋求本國法的域外適用，也沒有必要考慮外國法下的知識產權或保護外國權利人的利益，這樣既可以保持法律規則的穩定性而不至于顧此失彼，又可以維護法律規則的公平性而不至于厚此薄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