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全球化角度和生態學觀點出發，中國與美國和印度相比，從買方和賣方物種”的基因”到不同時期身處的環境都不同，由此，中國金融服務外包市場與全球的差異和差距必然成為一段時期內存在的產業客觀形態。

毫無疑問，中國服務外包行業雖然以較高的速度在增長和追趕全球服務外包行業的發展水平，但是差距仍然很大。

中國的金融服務外包發展既不可能一蹴而就趕上全球的水平，也不可能完全按照全球的發展軌跡往前發展，因為其既受到全球化的影響，另一方面也表現出了強烈的特點。

從全球化角度和生態學觀點出發，中國與美國和印度相比，從買方和賣方物種”的基因”到不同時期身處的環境都不同，由此，中國金融服務外包市場與全球的差異和差距必然成為一段時期內存在的產業客觀形態。

金融集中度過高致外包滲透難

產業集中度是產業經濟學描述某個特定行業市場結構的一個常用的狀態描述指標，通常一個地區產業的集中度與該地區產業的績效有很大的關系。

雖然集中度的差異并不能拿來直接說明中美兩國金融市場的績效差異和對金融服務外包產業有何種影響，但是由于制度是隨著供求關系在一定的社會和政治結構中變化的結果，反過來，一些反應變化結果的指標可以用來幫助理解中美金融服務外包市場的結構。

按照中國銀監會的劃分標準，中國的銀行金融機構可以分為四類：國有商業銀行、股份制商業銀行、城市(農村)商業銀行和政策性銀行。

從金融環境上看，中國現代金融行業成型較晚，在市場化和國際化方面都與美國等發達國家有著明顯的差距。表中數據說明中國銀行業屬于中度寡占型市場，并隨著產業新興力量的快速成長和外資銀行的進入在向中低度的寡占型市場轉變。

美國的銀行金融機構可以分為三類：商業銀行、儲蓄銀行和信用合作社。

由于歷史的影響和政策的演變，美國的銀行體系表現為機構數量多、規模小、集中度低，并在此基礎上產生了獨特的銀行控股集團模式。

由于其銀行資產在GDP中的占比相對較低，其股票市場在GDP的占比較高，美國的金融體系常常被稱為市場主導型”，相對的是德、法、日等國的銀行主導型”。

2007年以來美國銀行集中度發生變化：與中國不同的是，美國銀行業呈現出集中度不斷提升的趨勢。此前，美國的銀行市場集中度相對較低，一直處于原子型的競爭狀態或向低寡占市場緩慢過渡。

從集中度的對比可以看到，中國金融行業的集中度相對較高，中國金融買家市場競爭尚未被完全激活，市場調控的機制還不能完全發揮作用，從而使得中國國內的進入買家對于把業務經驗改善的需求直接和迅速地連接到實際的變革的投入上顯得效率低下和遲鈍。加上國內金融巨頭的國有企業背景，其龐大的層級管理體系和傳統的管理方式，使得包括服務外包在內的業務流程變革和管理方式的變革的實施變得異常困難。這是現在國內金融行業服務外包滲透率持續較低的原因之一。

同時，中國金融買家的集中度出現了逐年下降的趨勢，從市場效率改善的角度來看，這無疑是對服務外包行業一個較大的潛在驅動力。

初級金融服務有礙外包業務擴張

整個19世紀，整個美國銀行系統高度分散。

1913年以統一貨幣發行權和增強銀行系統平衡為目的，美國成立了聯邦儲備系統。但它的組織并不同于傳統的中央銀行，其結構式地區性的并且決策權力是分散的。成立后的數年它也沒能阻止銀行業的恐慌，終于導致1933年《格拉斯-斯蒂格爾法》的出臺，該法引入了存款保險制度和商業銀行與投資銀行分業經營的要求，并擴大了聯邦儲備系統的權力，此后美國形成了銀行、證券、保險的分業經營，分業監管的格局，直到1999年的《金融服務現代化法案》的出臺，才終結了美國將近70年的進入分業結構。而2008年的美國次貸危機的爆發，卻又讓美國金融行業再一次以全新的眼光打量金融自由化和進入管制。

美國的金融史經歷的是一個放松——管制——再放松——重構管制”的過程。

新中國成立后，中國的金融業從計劃經濟時期的央行大一統”金融體制，到70年代末開始改革開放后開始逐步構建起多元化的金融體制，中國以中國人民銀行為主體，多種商業、政策性銀行并存的銀行業體系基本建立起來；保險業在1982年得到恢復(中國保險業于1958年被政府禁止)；證券業則從20世紀80年代中期正式起步。1996年，中國銀行、證券和保險開始施行分業經營，分業監管也隨著一行三會”構建而得以實施。

進入21世紀，中國的金融行業圍繞加入WTO”，進入了深化金融改革開放的時期，隨著國有商業銀行的股份制改革，國有保險公司重組的順利實施以及各種金融相關法律法規的出臺，中國的金融行業逐漸發展壯大，形成了功能齊全和互為補充的多層次金融體系，其運作方式也逐步朝著市場化、國際化、金融調控遵循市場規律進行的方向發展。

因此從金融環境上看，中國現代金融行業成型較晚，在市場化和國際化方面都與美國等發達國家有著明顯的差距。這使金融機構和企業對于業務、管理的認識都還停留在比較初級的階段，直接對服務外包的開展帶來很大阻礙，但目前中國的金融體系已經基本形成，應該說，這些阻礙因素正在不斷地減小。

產業政策不夠給力、細化

從20世紀70年代起，中國和印度這兩個經濟體都開始踏上了從國家控制走向市場、從自給自足理想走向國際經濟一體化的歷程。兩國都開始追趕全球一些領先經濟體。

產業政策方面，20世紀80年代以來，印度歷屆政府都將發展服務外包業置于優先地位。當時甘地政府根據信息技術發展潮流，制定了重點開發軟件，促進軟件及其服務出口的長遠戰略，并專門設立電子部，出臺《計算機軟件出口、開發和培訓政策》。

1991年拉奧政府繼續奉行大力發展軟件產業的方針，設立技術開發基金，使印度用于軟件的預算撥款激增到1000億盧比，同時在原有電子部的基礎上成立軟件發展促進局，并在班加羅爾、馬德拉斯及加爾各答等地設立了17個軟件園區。

1998年其總理瓦杰帕伊明確提出：要把印度建成名副其實的信息技術超級大國。”并相繼成立了以他本人為組長的國家信息技術與軟件開發特別工作組”和信息技術部”，制定和修改了《印度信息技術行動計劃》，在稅收、融資和教育等方面為服務外包產業提供政策支持。

稅收政策方面，印度從中央到地方，對扶持服務外包形成了廣泛共識，對其采取了積極的稅收政策；知識產權保護方面，20世紀90年代初，印度率先調整其知識產權保護政策，以營造出有利承接外包工程的外部環境。1994年印度對版權法進行徹底修訂，使該法成為世界上最嚴格也最接近國際慣例的版權法之一。同時，印度正在向《與貿易有關的知識產權協議》的實施邁進，并簽署了很多有關IP保護的國際協議。另外，印度還制定了《信息技術法》對非法進行復制軟件、篡改原文件、偽造電子簽名等違法行為規定了具體的懲治條款，使印度成為第12個有此類法律的國家。

隨著全球化進程的加速，中國政府也開始將發展服務外包作為未來經濟的增長點。

我國十一五”規劃明確提出建設若干服務業外包基地，有序承接國際服務業轉移”，商貿部陸續批準建立了北京、上海、大連等21個國家級服務外包產業基地。

2006年，國務院九部委頒布了《關于發展軟件及相關信息服務出口的指導意見》，提出一系列支持軟件及相關服務出口的實質性措施，與此同時，商務部又啟動承接服務外包的千百十工程”。

可以看出，我國對服務外包業的扶持力度仍然不足。我國出臺的產業扶持政策主要集中在最近幾年，且現有的政策法規還比較粗泛，對于產業整體的引導和扶持作用還不夠明顯。

在稅收政策方面，稅務總局、海關總署分別于2000年和2006年頒布兩個文件，給予服務外包企業優惠稅收政策：企業銷售其自行開發生產的軟件產品，2010年前按17%的法定稅率征收增值稅，對實際稅負超過3%的部分即征即退；新創辦軟件企業經認定后，自獲利年度起，享受企業所得稅兩免三減半”優惠政策；對國家規劃布局內的重點軟件企業，按10%的稅率征收企業所得稅；對軟件企業進口所需的設備可免征關稅和進口環節增值稅；對技術先進型服務企業當年提取并實際使用的職工教育經費，在不超過企業工資總額2.5%以內的部分，可以在企業所得稅稅前扣除。

同時，新實施的《企業所得稅法》也給予了服務外包企業很大的政策優惠傾斜。

與印度的稅收政策相比，中國稅收政策優惠力度明顯不夠，也沒有印度規定得詳細和具體。

在知識產權保護方面，改革開放初期，中國就開始了知識產權保護的法制建設。特別是在加入世貿過程中，為履行入世承諾，中國政府嚴格遵循《與貿易有關的知識產權協定》的有關規定對國內知識產權立法進行了修改和完善，使中國知識產權保護法律同《與貿易有關的知識產權協定》的規定完全一致。

中國近年來雖已建立起較完善的知識產權保護體系，但執行力度卻遠遠不夠，這是中國跟印度服務外包產業相比最大的劣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