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粵港澳大灣區”概念正式寫入《政府工作報告》，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迎來前所未有的機遇期。早在10多年前，香港科技大學創校校長吳家瑋教授已提出這個概念。他認為，灣區應具備超級大港、所在區域的創新高地、金融功能發達和交通樞紐等幾大要素。而粵港澳恰恰具備這樣的基礎和條件。

在過去的30年里，中國經濟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但預估中國的人均GDP在2042年才達到美國2012年的人均水平。

美國50%-80%的GDP增長正是由創新科技產生，硅谷是美國，也是世界上高科技產業發展最成功、最突出的地區，它以300萬人口，創造了2580億美金GDP。

而綜合深港地區的獨特優勢，如果深圳能和香港攜手發展高科技產業，取長補短，下一個世界水平的“硅谷”很有可能在此出現。

深圳的高科技產值GDP貢獻值全國第一，但高等教育和基礎研究不足。與之相比，香港在高等教育方面有突出成績，但因沒有利用好深圳及珠三角地區的產業鏈優勢，其科研與人才優勢沒能轉化成經濟優勢。

香港通過創辦香港科技大學，利用鯰魚效應來促進整個高等教育的發展。1992年，李澤湘教授加入香港科技大學，創辦了自動化技術中心，之后創辦固高科技公司。通過固高，他對產業發展需要什么樣的人才，有了深刻體會，并因此開創了兩門產學研結合的課程。

學生們通過從理論學習到動手做出機器人去參加比賽的過程，熟悉了機械系統，電子系統，軟件系統的設計，了解了深圳產業鏈資源，更學會了團隊合作和溝通技巧。從課堂走出來的學生們，創辦了如大疆創新、李群自動化、云州智能、逸動科技和奇諾動力等優秀的科技公司。

李澤湘教授在2013年，根據其過去十多年在港深莞地區的產學研實踐，以及該地區產業升級與轉型過程中對高科技人才的需求情況，撰寫了這篇總結深港粵地區科創情況，描繪未來藍圖和努力方向的文章。

4年過去了，松山湖機器人產業基地、粵港機器人學院、香港X科技創業平臺、港科大機器人研究所等項目陸續啟動且進展順利。相信下一個“世界硅谷”也將在香港、深圳及周邊的東莞松山湖等地區誕生。

1

不要低估發展潛力

在過去的30年里，中國經濟飛速發展，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

1980年，中國的GDP只有1.8千億美元，美國為2.8萬億美元，是我們的15倍；而中國人均GDP只有300美元，美國1.2萬美元，是我們的40倍。

到2012年，中國GDP增長到8.2萬億美元，美國15.7萬億美元，差距已縮小到2倍，而中國人均GDP為6000美元，美國人均4.8萬美元，差距也縮小到8倍。

不少經濟學家在比較了日本、韓國、新加坡以及臺灣的經濟發展歷程以后，預測中國至少還有20到30年的高速增長期。

按照目前的發展速度，到2022年，中國的GDP總值會超過美國；2032年將是美國的2倍；2042年將是美國的4倍。即使這樣，中國的人均GDP在2042年也才達到美國2012年的人均水平。

從美國和其他發達國家及地區的經驗分析可知，推動經濟持續發展的重要引擎是創新科技。據統計，美國50%-80%的GDP增長由創新科技產生。

在人口、環境、土地、能源都已飽和的情況下，中國未來經濟新的增長點也在創新科技上。

只要我們能把握好創新科技的產業化過程，深度挖掘和整合深港、粵港以及中國乃至全球產業環境的優勢資源，我們肯定能夠克服，并擺脫過去30年粗獷型的發展模式，實現中國經濟未來30年的高速增長。

30年后中國的GDP有望達到目前的8倍，而本地區也將發展成為世界首屈一指的高科技產業中心。這里存在著巨大的發展空間。

2

以高校為核心的創新生態

硅谷是美國，也是世界上高科技產業發展最成功、最突出的地區，在4700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誕生了大量的世界知名企業。它以300萬人口，創造了2580億美金GDP，人均8.6萬美金，高出美國平均水平60%。

很多人都在研究硅谷，試圖在本國或本地區復制硅谷的成功。

簡而言之，硅谷的成功在于它建立了科技創新產業所需要的生態體系：

1）歷史沉淀：包括大批的先行者、軍事需求、軍民互動、創新先鋒及叛逆文化（或“零權威”文化）；

2）催化劑：包含著名大學、集群效應、風險投資和冒險家；

3）文化和生活方式：包括創業激情、不畏失敗的精神、鼓勵創新、密集的社會網絡等等。

我們從幾組數據看硅谷是如何營造創新產業生態體系的：它每年所產生的科技專利占加州的49%，美國的12%；它聚集了美國三分之一以上的風險投資，它對中小企業的資助遠超過美國其它科技產業發達城市，如波士頓等。

硅谷周邊有世界名校斯坦福和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MIT、哈佛和CMU等高校的許多學生也把硅谷作為創業首選地區。

硅谷的企業集群效應更是明顯，一家做終端消費電子產品的公司，如運動相機到智能手機，能在方圓幾公里的范圍內找到設計、軟件服務及關鍵零部件的供應商。

硅谷聚集了一批兼具雄心和夢想的創業者，他們高瞻遠矚，渴望成功，渴望證明自我，超越自我；他們激情而專注，拒絕陳舊，拒絕平庸；他們并不是社會經驗豐富或世故老道的長者，相反是一群超凡脫俗、熱血沸騰的青年人。

史蒂夫·喬布斯（Steve Jobs）21歲創立蘋果，馬克·扎克伯格（Mark Zuckerberg）19歲創立Facebook，谷歌初創時，謝爾蓋·布林(Sergey Brin)年僅25歲，還有埃隆·馬斯克（Elon Musk）……相似的成功案例數不勝數。而這些青年的出現與聚集，皆非偶然。

硅谷的文化氛圍吸引、熏陶了他們，他們的成功又營造了更濃厚的創新氛圍，這便是硅谷逐漸形成的創新人才與文化氛圍因果互承的良性循環。

硅谷不但鼓勵創新，也寬容失敗，大家充分理解成功的基礎是在不斷摸索過程中打下的，中間的失敗必不可少，風險基金最喜歡的是有創業失敗經歷的創業者。

在蘋果公司，一個人今天是副總，而明天可能成了普通工程師。大家對此習以為常，不會因為你是高管就高人一等。

有人說，硅谷能有今天，是因為它有得天獨厚的地理、氣候等環境，有美國這個巨大的本土市場，這不全對。世界上任何地方只要建立了和硅谷類似的生態體系，都能孵化出成功的高科技產業園區，例如以色列。

以色列人口800萬，面積2萬平方公里，周邊環境惡劣，自然條件更差，本土市場也不大，但是以色列非常著重創新科技生態體系的建設。以色列創辦了好幾所世界知名的大學，如Hebrew University of Jerusalem、Tel Aviv University、Technion-Israel Institute of Technology、Weizmann Institute of Science和University of Haifa等。

除此之外，以色列利用猶太人廣泛的人才網絡和經濟資源，建立了龐大的風投資金體系。上世紀90年代，以色列又從俄羅斯吸引了100萬受過良好高等教育的科技人才。

以色列政府鼓勵創新，不懼失敗，提供了寬松的創業環境。在這批科技人才帶動下，以色列經濟一日千里。

2012年數據顯示，只有800萬人口的以色列GDP高達2400億美金，人均GDP3.1萬美金。彈丸之地的以色列依靠在科技方面的突出發展，成為中東地區最強大、最現代化、經濟發展最佳的發達國家，被稱為“世界創新工廠”。

英特爾、IBM、微軟、惠普、雅虎、谷歌等全球頂尖企業在以色列都有研發中心，在納斯達克掛牌的以色列上市公司有120多家，僅次于美國，超過歐盟的總和，這些企業的CEO一半以上都出自以色列工學院。該學校周邊的Haifa市擁有4000多家高科技公司。

除此之外，美國匹茲堡市的卡內基梅隆大學（CMU）也是一個科技創新的成功案例。

匹茲堡以前是一個鋼鐵城市，在上世紀七八十年代之后，由于鋼鐵制造業轉移到日本、韓國和中國，再加上西屋電器的核電事故，匹茲堡市的經濟非常不景氣。

盡管CMU在機器人和計算機研究領域久負盛名，有很多原創，但是之前該校的學生和老師大多離開匹茲堡到硅谷或波士頓創業，對當地經濟的推動作用不大。

在本世紀初，CMU校方反省了政策方面的不足，制定了一系列新的政策，以激勵老師和學生就地成果轉化或者轉移應用，甚至容許老師在企業里擔任行政職務。

學校規定師生使用學校里發明的知識產權去創業，學校可以占有股份但不能超過5%，200萬美金封頂，該校流傳一句名言叫做“5%,go in peace!”（5%，踏實走吧）。

在新政策刺激下，有10%以上的學生參與創業活動，同時，學校周邊還建立了孵化中心和加速器，吸引了許多優秀的公司來建立研發中心，如微軟和迪斯尼等。

在一系列政策措施的推動之下，該校的創業氛圍有了極大改變，每年創辦的公司從以前的四個增加到目前的幾十個，學校周邊的高科技就業人口也達到了六千多，整個匹茲堡地區成為美國高科技產業發展最迅速的城市之一。美國國會還專門邀請CMU校長向全美推廣他們的成功經驗。

麻省理工學院（MIT）是世界最著名的大學之一，它在基礎研究方面的成就我們非常熟悉，眾多的諾貝爾獎、一流的科研成果都從MIT產生出來。

但大家可能不知道的是，在2003年，MIT Sloan商學院通過五年的跟蹤調研發現，MIT這所每年只畢業1000個本科生和1500個研究生的大學，40年下來，也只有10萬左右的校友，而這10萬校友竟然創辦了2.5萬多家公司，這些公司在全球雇傭了約330萬員工，創造了2萬億美金的年銷售額。如果作為一個獨立的國家，這數值能排在世界第9位，幾乎跟俄羅斯的GDP持平。

斯坦福大學畢業生所取得的創業成就也類似，在此不再贅述。這些成功案例說明了頂尖高校的科學研究和科技人才儲備加上濃厚的創新創業氛圍，在類似硅谷的高科技創業生態體系的支撐下，能創造出不可估量的物質和精神財富。真正的世界一流大學是能大批量培養從研究到創業型人才的學校。

3

深港：世界新“硅谷”

人們也許會問，下一個世界水平的“硅谷”最有可能出現在哪里？

綜合深港地區的獨特優勢，我認為如果深圳能和香港攜手發展高科技產業，取長補短，充分發揮各自優勢，下一個世界水平的硅谷將很有可能在深港地區出現。

這里的深圳是指廣義的深圳，包括周邊的東莞、惠州，甚至廣州。香港科大的創校校長吳家瑋教授稱之為“深港灣區”。

深圳擁有2000多平方公里土地，常住人口1000萬，2013年，人均GDP達到2萬美元，是中國最富的城市。深圳的產業發展經歷幾個階段，從上世紀90年代的三來一補，到2000年前后的山寨時代，到之后的產業轉型，發展自主創新型產業。

為了彌補高等教育及基礎研究這一短板，深圳市政府探索出一條新路子，通過引進內地及香港高校到深圳設立產學研基地，如清華研究院和深港產學研基地（北大與香港科大）等50多個平臺來孵化新企業，促進產業升級。

經過這些年的發展，深圳高科技產業取得了全國領先的地位，涌現了大批優秀的高科技企業，如華為、邁瑞、大族激光、騰訊等。深圳的風險投資占全國的60%，吸引了大量年輕人來深圳創業。

深圳政府大力鼓勵創新，全國45.4%的國際專利來自深圳，高新技術產品產值1.29萬億，具有自主知識產權的產值比重達到60%。據統計，深圳的高科技產值GDP貢獻值全國第一。

除此之外，深圳以及深圳周邊的東莞、惠州地區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3C產品制造基地。這里聚集了世界上最完整的3C產業鏈，從原材料供應、零部件、模具、模組，到3C產品的組裝、測試跟物流傳送等，應有盡有。

近幾年，深圳又積極發展產品設計產業。只要你有一個想法，眾多設計公司就能將你的想法變成外形設計，并制造出小樣，而且可以承擔小批量或大批量的生產。

作為目前世界上最大的手機生產基地，全世界有一半手機都是在深圳開發制造的，包括蘋果、三星等，深圳地區的制造能力及供應鏈無疑是世界一流的。

今后十到三十年，制約深圳高科技產業往深層次發展的根本因素還是高等教育和基礎研究的不足。深圳甚至內地建立現代高等教育體系的路還很遠。

與之相比，香港最大的優勢是在高等教育方面，按QS2012年大學排名，亞洲最著名的十所大學有三所來自香港，其中香港科技大學、香港大學、香港中文大學分別位列亞洲第一、第三和第五，單單內地在香港的優秀學生就積累了10萬之多。

與深圳相比，香港具有更寬松的環境、更自由的信息通道和更完善的金融、法律體系。

在過去10年，香港也試圖發展自己的高科技產業，但是由于沒有利用好深圳及珠三角地區的產業鏈優勢，僅僅在香港本地發展，尤其是沒有建立像MIT、斯坦福和CMU那樣的產學研一體化模式，取得的效果并不明顯。香港高校的科研與人才優勢沒能突破最后一公里的瓶頸，轉化成經濟優勢。

香港在過去十幾年最大的進步就是通過創辦香港科技大學，利用鯰魚效應來促進整個高等教育的發展。

當時香港提升大學生比率有兩種方式：第一種方式是提供更多資金給港大、中大等現有高校，擴大招生規模，但是這招到很多人的反對；另一種方式是辦一所新大學，即后來的香港科技大學。

與此同時，為提升香港整體科研水平，政府成立了研究資助局（RGC），這相當于內地的自然科學基金委員會，所有港校都要通過RGC來申請獲得科研資金。

港科大剛創辦的時候，申請RGC的成功率遠高于其他學校。在這種巨大的差距壓力之下，其他高校也進行了改革，經過十多年的發展，學校科研水平整體都得到了大幅提升。

香港這十幾年發展高科技產業效果不明顯的原因：一是前面提到的孤軍奮戰，沒有很好地利用深圳以及周邊地區的產業環境優勢；二是不能持之以恒，政策搖擺不定。

香港回歸后，受前特首董建華委托，原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校長田長霖教授牽頭的創新科技委員會曾為香港的高科技產業發展制定了很好的藍圖。但在之后的執行過程中，出現了極大的偏差甚至停頓。

三是技術與人才積累不足，香港高等教育業是在近幾年才初見成效，早期人才都流失到了美國、新加坡等地，或是去了金融行業。早期的科技公司很難招到好的人才；

四是大部分香港高校既缺乏技術轉化的資源，也沒能制定科學的政策體系，使更多的創新企業能從高校涌現。

4

從固高到大疆，成功可以復制

1992年，我加入香港科技大學，并創辦了自動化技術中心（Automation Technology Center，簡稱ATC），開展在機器人、靈巧機器手、工件定位和運動控制等方面的研究。

1999年，深圳市政府、北京大學、香港科技大學三方攜手在深圳市高新技術區共同創建深港產學研基地。

這是深圳政府探索新的高科技產業發展模式，繼清華研究院之后啟動的第二個項目。

深港產學研基地的使命是促成兩校科研成果在深圳產業化，為此，在項目啟動儀式上需要雙方有公司簽署入駐儀式。

北大當時有青鳥、科興等較成熟的公司，操作起來較容易。但是港科大當時才成立5年，研究成果和人才等都還處在起步階段。

為了應付簽約儀式，當時深圳高新辦主任劉應力找到我尋求幫助，我又找了電機系幾位老師拿著實驗室的幾個樣品就去了深圳。這就是ATC第一家公司，固高科技創辦的起源。

在這之前不久，一位在廣東順德開廠的港商鄭先生到ATC找到我，他花了幾百萬港幣從日本購買了一臺馬口鐵剪切設備。但花了很長時間，包括請原廠工程師和內地的幾家大學團隊調試，都沒能把機器運作起來，工廠蒙受很大經濟損失。他希望ATC能援手解燃眉之急。

當時ATC的研究員吳宏拔了我們用來控制機器人開發的一塊控制器，去順德工廠呆了一個月，把鄭先生的日本設備換上“ATC大腦”后，使整個系統成功運行起來。

通過這個案例，我們看到，也許香港高校的研究能夠對周邊企業，尤其是珠三角的制造業有所幫助。

當時的制造業模式基本上是三來一補和來料加工。企業從國外拿訂單、買設備，然后在中國設廠，招一批廉價工人，購置便宜原材料，利用中國較低的運作成本來生產。

這種模式很簡單，早期也相當適用，但隨著人工和原材料價格的不斷上升，中國企業總有一天需要制造自己的生產設備，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機器控制系統。

差不多同一時期，曾任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電機系系主任的王佑曾教授擔任科大科研副校長。王教授不只是世界頂級的學者、教育家，還是很成功的企業家，在硅谷成功創辦過多家公司。

王教授為科技大學的技術轉移和創業制定了一系列先進科學的政策，使得港科大師生創業有章可循。隨后，原臺灣工研院院長林垂宙教授接任港科大科研副校長，以及原加州大學電機系教授高秉強擔任港科大工學院院長。在他們任內，港科大的技術轉移和創業政策得到進一步完善和實施，師生創業氛圍進一步加強。

固高創辦初期，業界懂得應用運動控制技術的人才非常少，產品推廣一度限于停頓。但我們并沒有因此而放棄，我們舉辦了很多期的運動控制培訓班，為企業培訓了大批的運動控制技術人才。我們稱之為“廣東農民運動控制講習所”。

這個舉措促進了中國制造業的轉型升級，推動了深圳及中國裝備產業的發展。

在此之前深圳并沒有像樣的裝備產業，但現在有不少處于全國領先水平。如深圳激光設備產業、半導體設備產業、LED設備產業、電子加工設備產業和檢測設備產業等。固高功不可沒。

目前我們的客戶有1700多家，產品應用到60多個行業。固高將整個珠三角的產業鏈從終端產品制造延伸到設備制造、系統集成和與之配套的運動控制產業，健全了整個產業鏈，也為中國裝備產業的全面高速發展和制造業的轉型升級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我們目前已經完善了機器人控制平臺、注塑機控制平臺、節能裝備控制平臺，還有基于云計算的工廠自動化解決方案平臺的建設。產品銷往全世界，成為目前中國最有影響的運動控制公司。

通過創辦固高公司，我對于產業發展需要什么樣的人才，或者學生需要具備什么樣的能力，才能在實際應用中大顯身手有了比較深刻的認識和體會，對學校的研究跟企業的應用相互之間的關系和定位有了較深的理解。

我也痛心地看到許多高校研究跟產業發展的脫節，企業需要花很多額外的精力去做高校應該做的事情，無形中浪費了很多時間和經濟上的成本，減緩了企業的發展進程。

通過創辦固高公司，我也積累了一系列對學校課程設計和人才培養的經驗體會。利用這些體會，我為電子與計算機工程系的學生開創了兩門新的課程：一門是“智能機器人設計入門”，這已成為港科大工學院大學一年級學生的課程。

旨在培養學生動手、團隊合作、溝通能力和工程意識，讓學生真正體會到學以致用的意義所在。第二門課程是香港科技大學最受歡迎的Robocon課程，該課程聚集了各種不同專業、不同年級、不同背景的學生。

在短短8個月，學生們經歷了從概念學習到做出機器人原型機去參賽的過程。通過這門課程的培養，他們不僅熟悉了機械系統、電子系統、軟件系統的設計，更學會了團隊合作和良好的溝通技巧。為制造機器人，他們必須到深圳采購零部件，制造PCB板和機械部件，從而了解熟悉深圳的產業鏈。

這門課程培養了一批優秀的學生，汪滔就是其中代表，他是這門課程第一屆和第二屆的隊長，后來還擔任這門課的助教，從中受益匪淺。汪滔從小就對飛行和航模飛機非常感興趣，但是航模飛機的控制非常困難，要花很多精力才能熟練掌握。

由此，他萌生了一個想法，能不能通過設計一款自動控制器，把航模飛機的飛行變得比較簡單。一有想法他就開始行動，他的本科畢業設計就選擇了這個課題。在讀研期間，他把這個技術做了進一步完善，在逐步完善之后，他走出校園，在深圳創辦了大疆創新科技公司。

大疆現在已經從航模飛機的控制器發展到一體化的飛行相機，完全從模型愛好領域進入到影視、工業應用和消費產品等領域。在過去三年，公司業績有了80倍的增長，目前員工已經將近1500人。這種規模和增長速度在美國高科技發展史上也是罕見的。

美國紐約時報2014年1月1日科技版用整版著重介紹并高度評價了大疆公司新推出的一款產品：Phantom 2 Vision[2]。這也許是這家著名報紙首次如此正面地報道一家中國公司的高科技產品。

大疆的成功例子體現了深港合作的巨大優勢，汪滔在香港科技大學受到了良好的教育，拓展了國際視野，但沒有局限于在香港發展。

他很好地利用了深圳完善的產業鏈和運營成本優勢，同時還把市場定位在全球市場，整合了臺灣、硅谷，還有國際其它區域的資本、技術和人才優勢。

正是深圳和香港優勢的充分融合，才造就了今天大疆的成功。在一個新興的產業領域里，很少有中國的企業占據世界領先的位置，但是大疆做到了，為什么呢？因為大疆的創始者是一群年輕人，平均年齡只有20多歲，就像硅谷的創辦者一樣，他們富有激情、夢想，他們拒絕陳舊，不害怕失敗，所以才能取得今天的成就。

讓我驕傲的是，自動化技術中心（ATC）不乏優秀的學生，除了大疆之外，他們還創辦了李群自動化、云州智能、逸動科技等公司。

李群自動化切入的就是中國3C產業自動化需求這個被庫卡等國際知名工業機器人公司忽略的潛在市場，幾個ATC年輕人懷揣著創業夢想，在東莞松山湖創立了公司。

這些年的創業歷程讓我有了很多體會。大學的研究必須要對產業的發展產生重要影響，才能顯現出大學的意義。論文的發表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對產業產生的影響力，這也是伯克利、斯坦福等學校的經驗，大學里最重要的成果應該是學生，而不是論文。

很多高校都有體會，成果產業化的道路很難。成功的也只是少數像MIT、斯坦福、伯克利、CMU之類的學校。但是仔細分析，還是有規律可循。這些規律里面很重要的一點是要因地制宜，不能照搬照抄，每個學校、每個地區都應該有它自己獨特的模式。

例如，全國各地都有不少留學生創業園，但里面成功的企業并不多（或并不比本土創業者高）。主要原因就是回國創業者需花不少時間熟悉了解國情，錯失良機；另一方面，如果簡單復制國外模式，那就只能失敗收場。還有一點就是要以學生為核心，老師和學校提供幫助和支持。

創業生態體系的建設是老師、學校和政府的主要工作。只有產生了巨大的產業影響，學校的研發和教育水平才能得到長足發展。

正因為有硅谷，才有斯坦福，也正是因為有斯坦福，才有硅谷。這是互動的。這將是香港幾所高校未來的挑戰和發展方向。通過深港攜手合作創辦世界新硅谷，這些學校才能真正地成為MIT、斯坦福和伯克利。

如何尋找自己獨特的模式，這是所有人都關心的問題。從大疆的例子，我們可以看到這個成功模式是可以復制的。它給深港地區有創業夢想和創業激情的年輕人增強了信心。

我相信，在不久的將來，將會出現更多的“大疆”。今后的創新科技產業發展，不僅僅涉及科技本身，更要注重科技跟藝術、文化的融合。

無論是消費或工業產品，都強調用戶體驗，強調美觀。工科學生需要在藝術方面有所積淀，藝術學生需要對工程制作有所了解。

未來的教育將會更注重學科之間的交叉，只有這樣才能培養出適應產業需求的綜合性人才。大疆跟中國美院在全方位合作，此外，由工業工程系曾明哲教授牽頭，香港科技大學還與中國美院一起推出了聯合課程、聯合學位，共同培養優秀科技人才。

在未來的發展過程中，我們應該將香港、深圳以及周邊的東莞等地區，看成一個整體。從整體來看，我們已經具備了發展世界水平高科技產業的所有條件。只要把香港的優勢和珠三角的優勢緊密結合起來，新硅谷的出現指日可待。

在推動深港融合和創新發展上，香港科技大學責無旁貸。我們的機器人研究所已經成立，這里召集了一批有夢想、有抱負的年輕人，正在將機器人的概念從簡單的工業機器人延伸到很多領域。

我們著力于構建一個完整的創業體系，包括創業輔導、天使基金、支撐體系、孵化跟加速器基地等，再跟地方政府合作建立機器人產業基地。

我希望大疆和固高的故事能有更多的延續，更多的優秀人才和優秀企業能聚集到深港地區。這是我的夢想，也是我奮斗的源泉。